經濟轉型中，你會淪爲底部階層嗎？

做者：孫驍驥。更多資訊請關注微信公衆號「驥觀天下」（jiguantx）

 

 

最近，金融時報旗下的《中國投資參考》（China Confidential）發佈調查，指出中國高淨值家庭最近投資佔收入的比例逐漸減小。根據調查結果，在過去兩年中，絕大多數的家庭收入來自於投資獲利。然而，獲利狀況雖在近期好轉，卻沒有刺激高淨值家庭加碼投資，相反，非必須品的消費開支卻在逐漸增高。

 

筆者對這個統計的準確性存疑，畢竟，調查的結果和樣本的選擇以及統計的偏差都有直接關係。不過，即便這個調查結果存在真實性的偏差，但它仍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經濟的增加模式已經開始了轉型。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稱，從此將採起四方面措施促消費轉型升級，進一步提高消費對經濟增加的拉動做用。目前，消費已成中國經濟「新增加點」。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加的貢獻率已超過60%，遠高於投資。

 

咱們在認可這個轉型大趨勢的前提下，不難預料，將來的經濟活動中，消費行爲將成爲重點中的重點。而中國在從投資型社會轉型爲消費社會的過程當中，必然出現的一個事件就是社會階層的從新洗牌。與以往不一樣的是，此次的洗牌標準已經從純粹的財富累積轉化爲了消費能力。在這個不可逆的趨勢中，你會不會成爲被淘汰的社會底部階層，落入財富的陷阱當中？

 

一，社會平均剩餘價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錢

 

所謂的經濟增加從投資型轉變向消費型，聽上去有點玄，其實倒是很是現實而具體的事情。雖然長期以來，政府購買和投資拉動是中國GDP增加的主要動力，可是如今的遊戲規則正在發生變化。隨着國家強推的產業轉型策略，經濟領域的「範式轉移」也已經成爲現實。

 

回顧前兩次全國範圍的經濟增加「範式轉移」，首先是發生在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其次發生在加入WTO以後。前者肯定了內地經濟（外資、港資、臺資）投資導向的經濟基本面，後者則是在投資拉動的基礎上肯定了出口加工型經濟。

 

在此基礎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匯政策，強推中國經濟增加超過十年的均值超過兩位數。據統計，中國的GDP增速自1992年達到14%以來，一直是保持平均兩位數增速，尤爲在2003到2007年之間連續保持着每一年10-14%的增速。這種遠大於世界其餘國家的高經濟增加就是上一個世代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蹟」。

 

不過，這套玩法從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顯然已經後繼無力。所以，如今國家所謂的轉變增加方式，實際上並非主動尋求變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動改變。從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產的方向上完全轉變、轉向消費導向型經濟，中間依靠投資拉動銜接過渡。

 

實際上，依靠2009年以來的投資拉動和鐵公基建設，只能是一個臨時緩解下行壓力的辦法。若是無法經過貨幣量化寬鬆的政策，將投資拉動的經濟增加完全轉變爲消費型增加，那麼不斷印貨幣的刺激方法就會如同毒癮同樣停不下來，造成經濟的惡性循環。

 

這直接形成中國長期以來高達50%以上的投資率，但另外一方面，爲了支持投資和表面上的經濟增加，資金利率、水電煤土地等各類要素的價格長期被人爲壓低， 直接致使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於資本而非勞動力，惡化了勞資關係。

 

這就是2009年天量貨幣投放到市場帶來的最直接效果：勞動力不值錢了，由於實體企業自己不值錢了，因而形成勞資關係被完全扭曲。

 

目前，這個惡性循環的後果就是，中國經濟已沒法保持高增速。可是，在經濟增速跌落7%之內的同時，中國的人均GDP絕對值的增速確實歷來沒有停滯增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中國人均實際GDP的數值自1990年代以來，保持了超過20年以上的高增加，從當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圓到如今超過八千美圓，中國人均的經濟收入倒是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增加。

 

因而出現了一個悖論：經濟增速跌到7%之內，但人均經濟增加卻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換言之，國家的總體經濟增速近年來低於我的的經濟增速，這就意味着，人們收入的增長所致使消費意願的增長與整個經濟的低增速造成一對矛盾。

 

低價值、低智慧性的產業嚴重過剩，這又會致使社會消費品的不足，好商品價格太高甚至有錢也買不着好商品。所以，高淨值人士有大把投資機會掙錢，可是不知道掙完錢怎麼花，也不知道把掙到的錢往哪裏擺，這成了他們的主要焦慮。

 

而對於低淨值人羣，或者說普通工薪階層而言，他們可能面臨着既沒有足夠的消費意願，也沒有足夠的收入增長，最後極可能將會所以陷入窘境。對他們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錢不知怎麼花，而是不知道怎樣掙錢。

 

能夠這麼說，2009年以來啓動的中國版量化寬鬆，不只沒帶來經濟轉型，反而直接形成了整個社會財富資源的錯配。急需錢的人不管如何掙不到錢，掙到大錢的人卻在拼命的亂花錢，由於錢對他們來講偏偏邊際效用最低。

 

換一個角度，若是咱們從社會的剩餘價值率來看，會更清楚的理解問題。所謂的社會剩餘價值率，簡單來講就是指勞動力平均具備多少價值、在經濟活動中佔有什麼地位，它須在一個平衡狀態纔有利於經濟增加。

 

從1978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的剩餘價值率在500%左右波動；而後從1993年到2008年，剩餘價值率則是急劇攀升，從618%上升到812%。特別是1998年到2008年，剩餘價值率一直維持在800%以上；2009年後，剩餘價值率跌倒最低點，而後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這個數聽說明什麼問題呢？它說明：自從90年代開始，勞資分配關係逐漸向有利於資方的方向發展，所以剩餘價值率急速上升。而且在1998年-2008年間資方和勞方的失衡達到最嚴重的程度。這當中，存在着馬克思所指的剩餘價值率太高致使相對需求不足從而致使經濟危機的潛伏基礎。事實上，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也證實了以前的社會剩餘價值率太高所暴露的隱患。

 

而在2008年後，中國的制度在短時間內又朝有利於勞方而不利於資方的方向發展。這是因爲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指望值廣泛上升所帶來的用工荒，企業盈利能力卻由於經濟危機的影響而降低，沒法充分招工。這一時期所謂的勞方市場，其實不過是企業營商環境惡化、經濟探底的附屬產物。

 

而自從2013年至今來看，社會剩餘價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這像是啓動了從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環，經濟在向好發展。

 

但實際上，就業市場現在再一次的由勞方轉向資方，卻透露着一個危險的訊號。由於這一次的勞資市場結構的轉換，是在產業結構調整、全民創業、打殭屍企業、國企混改這幾大背景之下完成的。這幾大背景說明什麼呢？它說明如今老企業死亡速度很快、新興企業如流星般轉瞬即逝、惟一穩定的是一小部分央企國企以及已經達到「溫飽線」以上的民企。

 

若是說以前的勞方還有較大的工做選擇權，那麼如今隨着產業轉型和一大批傳統企業的死亡，低技能勞動者甚至連選擇工做的權力都沒有了，收入來源與選擇權被緊緊控制，整個市場天然就逐漸成了如今的絕對資方市場。而這，偏偏是危機的前兆。

 

二，社會階層固化？實際上是階層同質化

 

回到所謂的「消費型」經濟增加。在社會總體的剩餘價值上升、市場逐漸偏向資方的狀況下，要想整個社會實現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就必然須要實現產業結構的總體轉型，成爲一種集中化的服務型經濟。道理很是簡單，若是一個社會中收入增加集中於某一個少數階層，同時總體的投資增速在降低，那麼整體的經濟想要實現增加，整個社會的機能就必然要轉變爲大多數人爲少數的高淨值人羣服務。

 

通俗一點說，整個社會將變成一個全民爲超級土豪打工的社會。由於若是不這樣，經濟的新增加點就永遠不會實際發生。實際上不僅是中國，這種轉變發生在世界各地。

 

在二戰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推行了半個多世紀以後，表面上的全球化、實際上的「逆全球化」是當下的全球趨勢。從英國脫歐到加泰羅尼亞的公投，再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積極推行的貿易保護政策，世界的方向在發生轉變。這個所謂的逆全球化趨勢不要理解爲各國開始閉關鎖國、不相往來，偏偏相反，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只會增強而不是相反。

 

本質上，這個所謂的「逆全球化」實際上預示出的問題並非國際之間錢的流動、人的流動減小，而是不一樣階層之間財富不平等的加重。不平等的加重，纔是所謂「逆全球化」的根本緣由。以美國爲例，197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達到峯值，爲1943萬人，此後卻持續降低，從2000年的1727萬人最多時降低到2010年的1153萬人，即便到2016年也只是恢復到1235萬人。而且，這些愈來愈少的勞動就業者的絕對收入，在代際間的流動性也在持續下滑。

 

據統計，1970到2014年處於30歲勞動者收入超過父母的比例從90%跌落到40%。其中下滑最劇烈的是中產階層，即收入排名處於30%到70%的人口。換言之，近三十年來，收入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高淨值家庭，中低收入階層板結化、同質化的傾向很是嚴重。

 

美國的現實，其實也就是中國的寫照、全球的寫照。

 

若是咱們觀察兩次全球化高潮期間全球的收入分佈狀況，會發現兩個規律：全球化的過程一直都包含着收入不平等的加重，而這必然會在一段高增加期事後致使逆向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過程則出現了長達數十年的收入平等化過程，而在70年代以來的新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收入頂層1%的人羣，其財富增長了65%以上，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80%的人羣，這二三十年的收入幾乎沒有增加。

 

換言之，最近一次所謂全球化浪潮自己就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其次，收入的不平等現象越嚴重的國家，每每對於全球化的抵制也越強，例如美國和英國，而那些收入趨於平等的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抵制相對更弱，例如丹麥和瑞典。

 

說到中國，總體而言中國經濟是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受益者，尤爲是掌握金錢命脈的大投資者和資本財團，在全球化浪潮中獲利最爲豐厚。不過，當這個全球化浪潮開始退潮的時候，中國自2008年以來純粹依靠投資和鐵公基拉動的經濟增加方式，已經完全耗散了社會的勞動力價值而且讓經濟走入了資源錯配和低附加值的死衚衕。在這個時候，轉型是必然選擇，實際上，也意味着大財團在必定程度的讓利。

 

要誰讓利呢？其實，控制社會的高財富階層主要分爲如下兩大類，第一是近十多年依靠雙軌制富起來的權貴階層，另外是依靠各類手段與權力合謀從而富起來的私營企業主。

 

有學者指出，權貴階層雖然和私營企業主結爲了利益共同體，可是卻須要不斷調整利益結構從而實現穩定的統治，資本階層必須利用企業才能打通與底層勞動力的關係，以得到長期的給養。

 

俄羅斯學者雷巴科夫在分析蘇聯和俄羅斯的經濟轉型時就曾指出，儘管權貴階層也關注私有成分的存在而且保留了私營經濟，但卻又會想方設法將其控制在必定範圍內，使其不至於過快增加，以致於影響到權貴自身對於商業和經濟的壟斷，所以，雷巴科夫寫道：「在經濟生活中，除非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不然他們（私營企業）註定要駐足於如今的位置，難圖發展」。

 

這種對企業一邊扶持一邊打壓限制的雙重關係，不只是俄羅斯的現實，也是這些年中國經濟的基本格局。民營企業，基本上成爲了權貴資本的代理人，每一個人理論上都是爲了大財閥打工，區別只是其位置是處於核心仍是外圍。

 

實際上，中國目前的階層劃分，十分相似於一個現代商業制度下的種姓制（Caste system）。這種制度當中，我的的位階和財富依靠世代繼承而來，而這種繼承製地位的高低，通常經過政治和宗教地位決定，穩固且沒法被轉換。換言之，在這樣的現代種姓制裏邊，階級不但沒有流動性，並且還會迅速的板結化、庸俗化。緣由在於，現代技術的力量及其對於人的強大控制力。

 

三，窮人思惟？其實這是來自媒體的灌輸

 

一個高度技術化的種姓制社會，也能夠稱之爲一個現代的奴隸制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上級階層對下級階層觀念的控制很是重要。不一樣的階層擁有相匹配的觀念以及行爲模式，是這個社會保持平衡穩定的重要砝碼。

 

若是從社會的金字塔結構來看，最簡單的咱們能夠把這個社會分爲三階層：權力階層、資本階層、打工階層。在三者之外，還有一個完全陷於失敗並將被逐漸淘汰的無用階層。在信息化社會，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其實信息相對是透明的，這是和古代很是不一樣的地方。正由於如此，階層之間的焦慮、不滿、以及對於階層下滑的恐懼都很是透明，這種透明化也促使着社會總體的向前運轉。

 

所以，一個社會要實現穩定，並非依靠切斷各階層的資訊往來，也不是要維持表面上的平靜。偏偏相反，這種隱含的衝突和不滿纔是社會結構穩定的最大根源。社會學家科塞(Lewis Coser) 在其名著《社會衝突的功能》一書中，曾精闢地討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特別是有組織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對於社會秩序造成的意義。只要把這種衝突與矛盾控制在預先設定的範圍內，那麼衝突自己就有利於社會結構的穩定和持續運轉。

 

控制咱們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衝突、不滿和慾望的中介組織，就是咱們的媒體，尤爲是深刻到社會肌理的自媒體。媒體向階位較低的階層主要宣傳兩件事情：

 

其一是富裕階層的生活方式，包括資本家、社會名人、明星等等，這種灌輸讓地位較低的階層在仇富的同時也羨慕渴望活的富人的生活，他們不會反對這個遊戲規則，而是會更積極的參與其中，渴望得到改變。

 

第二，媒體向大衆宣傳最多的還包括要擺脫所謂的「窮人思惟」，那就是要創建大膽消費、大膽掙錢的觀念，便是所謂的「work hard, play hard」。而在現實層面，生財之道不易學，大膽消費的習慣卻每每容易學會，用金融手段提早透支金錢的生活方式永遠走在找到真正的掙錢方法以前。這直接會形成信用卡支出大於工資卡收入，消費支出大於勞動收入。

 

看一下如今的數據：咱們社會的消費的總額天天都在不斷增長，但實際上，那不過是在一小撮高淨值人羣的帶領下，愈來愈多的普通人陷入財務陷阱、透支將來的結果。

 

不管是透支性的消費行爲、鉅額房貸、仍是心靈雞湯灌輸的各類觀念，實際上目的都是爲了把人的財富和思想套牢，成爲規則的遵照着而不是規則的顛覆者。所以，社會的總體穩定，以及利益階層的統治與財富保障，必須依靠總體的高負債、高透支爲前提。

 

香港的超級地租模式就是如此，內地的土地財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機制無非是利用了人的廣泛慾望來馴化、控制人類，並使用媒體等現代手段操縱慾望的週期，從而間接的影響控制經濟的週期。

 

所以，媒體對你灌輸的觀念無非是須要你順從和高度參與，成爲既定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規則修改者。社會庸衆的心理機制造成之後，制度就再也不是從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得到了低級階層的心理認同。低階層的人們委身於被媒體主導的低級的娛樂和消費，週期性的知足本身低階的慾望，而後自我麻醉之下持續作着低階的打工生涯，而且想固然的作着低階的我的投資……

 

當整個打工階層的人從思想、行爲模式、審美、生活追求各方面都變得廉價化和同質化，這其實就是整個低階社會階層被逐漸淘汰的前奏。前方拐點的出現，必然須要底層來支付大量的轉型成本。

 

在人口紅利已然消失、經濟依然依靠計劃政策打強行鍼實現增加的今天，絕不避諱的說，中國經濟其實已正式進入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便是表示適齡勞工人數與工資水平的完全撕裂。隨着全國城鎮化的程度逼近60%，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數量實際上將在不遠的將來觸底，而用工企業的數量和質量也不會有明顯增長。

 

據統計，從2012年以來，16週歲至60週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小了1500萬人，並且將來每一年都會持續減小，與此同時，社會新興企業廣泛壽命撐不過三年。這種狀況下，發展所謂的消費型社會並無強大的就業和收入支撐，惟一的辦法即依靠繼續放水的貨幣政策充盈帳面財富，而後用廣泛透支我的信用、提早消費的辦法來實現經濟增加。

 

不遠的將來，依靠資本拉動的大消費時代、居民高負債時代即未來臨。貨幣的對內部貶值已是不可逆趨勢，負債和消費，這兩個經濟引擎運轉的「燃料」必然要依靠消耗大量的新增貨幣。所以，明智的人請捂住錢包，下一輪的搶錢遊戲即將開鑼。

 

與此同時，所謂的「消費即愛國」，這個說法極可能立刻就要重回現實。在這場消費經濟的博弈當中，國家的動員力量是很是關鍵的環節，而被控制和操縱的依然是社會底部的打工階層，獲利者依然是控制資本流向的大財閥。身處低階階層的你，除非完全改變觀念和思惟模式，充分利用他人的慾望和需求，嚴格節制本身的慾望，纔有可能在這場經濟大洗牌中實現財富的實際積累，避免落入現代商業種姓制的財富陷阱當中。

 

在這個經濟轉型過程當中，能夠預見，資本家階層的低階和打工階層的最高階會由於利益分配不均而發生比較劇烈的階層流動和博弈，而至於最高權力階層和社會最底部的「商業奴隸階層」，目前限於種種緣由，則極可能依然是難以攪動的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