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諾貝爾獲獎者的深度分析：亞洲教育是浪費時間，學生應該學習不一樣的事情

這兩年，個人感受是，不多能從所謂的教育專家那裏看到新鮮的觀點、嚴謹的研究、有用的建議。反而是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對於教育有深入的洞見。其實，教育即人生，這些人對於一我的怎樣纔能有成功快樂的人生有親身經歷、深入體會，因此若是要聽一些關於教育上的建議，不如多關注他們－正由於他們不是作教育行業的，不須要靠「銷售教育」來賺錢謀生，因此他們的建議更加發自肺腑，可能是一種人生反思，含金量反而更高。

 東亞教育問題的根源在哪？

中村修二

 
因研發藍光LED而得到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於2015年1月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製度很是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全部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爲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一樣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個非典型的日本科學家：

 
一、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

二、他動手能力很是強：上午調儀器，下午作實驗；

三、自學能力很是強：中村對物理學具備深入的理解，但他徹底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

 
這樣的人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1、東亞教育：效率低下，全部人都深受其苦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常常是獲得局外人的讚揚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裏比較寬鬆的了，中國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全部人都深受其苦。

 
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爲「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圓，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緣由。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國學生在全部成員國中排名第一。可是，這項成就是以至關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 「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獲得這樣的成績。」

 
爲什麼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以爲，是由於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原本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 而對於中國來講，能夠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2、東亞教育具備循規蹈矩的 「普魯士基因」

 
在十九世紀以前，教育實際上是個相似手工業的學徒制，無論是東方的私塾仍是西方的家庭教師。可是隨着科目的增長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 K-12（也就是咱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咱們已經覺得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

 
一、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

二、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着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

三、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飯以及體育課的時間；

四、放學後，學生回家作做業。

 
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本來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爲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爲「學科」。一樣，本來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紅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早實施的。是他們最早發明了咱們現在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非教育出可以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固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固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不少方面都具備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爲德國成爲工業強國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

 
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爲深刻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惟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同樣，這一舉措可以大力推進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做。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餘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之外其餘國家。

 
可是，現在的經濟現狀已經再也不須要順從且遵照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愈來愈高。當今社會須要的是具備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偏偏相反。現在的教育徹底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異，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異讓人們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3、普魯士基因之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爲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因爲本身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做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一、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老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塊兒。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因此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創建。

 
若是要和科舉類比的話，如今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由於這些考試和科舉同樣，是須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立刻就能夠從事某些工做。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曏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裏取出的液態玻璃，能夠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獲得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立刻就可使用，可是若是你作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很是有侷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無論哪一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象力和實際操做能力呢？即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不少東西。

 
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爲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隻專一於在考試中得到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能夠獲得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全部這些X和y表明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能夠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一樣的等式不只能夠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能夠爲新產品肯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一樣能夠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無將代數視爲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爲亟待跨越的障礙。

 
因此，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可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侷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

 
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度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一年有6次報考機會。

 
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高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度。

 

  二、東亞國家對複習的過分重視

 
2009年發佈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情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平生時（不包括週末和節假日）天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爲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狀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若是學習時間過長，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象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提及複習的重要性，人們常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可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別，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惟反覆演練纔可達到效果。可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爲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若是教育過分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並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便在最好的高中裏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爲例，那幾本高中須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尚未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況且，隨着知識的爆炸，1900年全部的數學知識能夠塞進1000本書裏， 到2000年已經須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輩子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可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出租車駕駛、拼寫。可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做、管理等做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能夠用來講明，爲何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爲興盛。

 
這類十九世紀就已經蔚爲大成的技藝，特色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須要多加練習便可，並且學習的進度，又能夠經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心的學習法。因此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瞭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由於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同樣。

 
三、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不少對高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高考不盡如人意，可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無錯，可是若是爲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一樣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餘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可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很多。究其緣由，反而是由於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 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因爲傳統緣由，上好大學的可能性很是高，這樣裏面的學生很早就能夠鎮定自若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全部學生上大學都要經過考覈，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泰爾的《從０到１》中的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徹底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同樣薄，岌岌可危，只能顧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對將來作長遠規劃。而相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由於不用記掛着和其餘企業競爭，反而能夠由更大的自主權關心本身的產品和作各類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因此學生若是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天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輩子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

 
另外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品質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不是沒有必定的道理。可是爲什麼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致使的稀缺心態。

去年大熱的《稀缺: 咱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只會影響咱們的所見的速度，並且也會影響咱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咱們爲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一時，就沒法有效地規劃將來。

 
我以爲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情況。由於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能夠在同等耕地狀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固然是須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十七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爲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爲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至關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因此在德川時期，爲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致於300年間人口零增加。另外，由於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無論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沒法理解。

 
因此對於教育資源，若是是狹義地理解爲配備良好的教室、高級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講，是必定要參與爭奪的。

 
可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實際上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並且，若是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但願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四、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因此他們無論是經濟社會仍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天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爲了遇上其餘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一例外的採起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而中國如今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創建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爲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於是能夠經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未來準確的發展方向。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能夠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須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能夠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使人細思恐極。

 
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做上，爲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天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講，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一些。

 
在二十世紀初，泰羅制（Taylor）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羅認爲、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升效率。爲此，他採起了制定工做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做的「精神革命」等。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羅制的工廠裏，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一個工人都像機器同樣一刻不停地工做。泰羅理論的前提是把做爲管理對象的「人」看做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升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羅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里你們也能夠猜測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若是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羅制工廠來對比的話，咱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須要考覈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覈標準、大量考試造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類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獲得最好的成績。因此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常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線上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爲老師的績效，因此師生的利益關係常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非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必定的內在邏輯。

 

固然，由於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若是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羅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做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做者，由於他們的工做狀態是可見的，因此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作對」，而不是「作對的事情」。

 
而現代學生呢，我以爲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做者」 （知識工做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並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爲知識工做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做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沒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因此要成爲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同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做業，而是要像知識工做者同樣，具備有效性，也就是「作好該作的事情」，（好學生必定得作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本身知識的掌握度，管理本身的學習時間）這就須要具備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因此，悲劇的是，因爲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作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將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難免就南轅北轍了。

 
4、東亞教育急需改革，卻愈加走向僵硬

 
東亞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利多於弊的。在工業化時期，能夠爲新創建的工業短時間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級工程師。因此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的飛速發展，這種教育體制有很大貢獻。可是隨着技術和經濟的演變，這種體制就變得愈加不合時宜。

 
這一點能夠類比成蘇聯時期的重工業。在這種體制下，採煤業是爲了冶鋼，冶鋼是爲了機械業，而機械業又是致力於生產採掘和冶煉機器，這樣造成了內部的自我循環，而無視市場和競爭的實際須要。這種重工業在蘇聯的工業化時期， 確實製造了大量原本缺乏的工業製品，頗有用處。可是到了某個發展階段，其缺少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到現在，蘇聯這個曾經的第二工業強國，他的汽車工業、機械工業還有什麼價值呢？一樣，東亞教育體制曾經批量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不是也將會在新時代裏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麼？

 
更有甚者，爲了脫離這種體制，不少東亞家庭送了孩子去歐美留學，但是除非他們留在國外，若是回國就業，海歸們仍是要以他們畢業的各類學校爲求職砝碼，這就又陷入了比較學校名氣的漩渦。就好像中世紀時印度不少低級種姓爲了擺脫種姓製度的壓迫，皈依了外來的伊斯蘭教，可是在無所不在的種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視爲一種種姓，一樣仍是陷入這個等級體系之中。因此託福、SAT這些美國考試製度， 在東亞也無形中被融合到富有東方風情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體系裏。

 
這種體制因爲造就了多個既得利益階層，因此很難撼動，甚至會像上面說的蘇聯重工業綜合體或印度種姓製度同樣，「病得至死方休」。蘇聯時期的重工業不停地製造對社會無益的武器，造成一個利益相關勢力，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到整個國家體制崩潰。而印度種姓製度，從佛陀時代就飽受批評，卻一直禍害了印度幾千年，直到今天仍是印度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就是由於背後有大量的高種姓的既得利益者。

 
東亞的教育體制呢，一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種公私教育機構（這一點相似蘇聯工業集團），另外一方面，經過對學歷的看重，佔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經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本身的下一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本身在社會地位上的優點又傳給了下一代（這一點又有點像種姓製度）。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

 
來源：搜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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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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