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與抑鬱、焦慮之間的聯繫與機制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70/6522/eaay0214
全球約有3~4%的人經受着抑鬱或焦慮，某些測量顯示窮人比富人更容易遭受這種精神健康問題。好比在印度，收入排名後五分之一的人中約有3.4%存在抑鬱問題，而排名前五分之一的人羣則只有1.9%存在抑鬱問題。
爲什麼貧困的人會受到嚴重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精神健康與貧困之間是互爲因果的，失去收入（好比失業、歉收）會致使精神疾病（《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這篇論文探討了貧困與智商的關係），而現金補助和扶貧項目則能夠減小抑鬱和焦慮等精神健康問題。
貧困與精神健康的關係一直沒有獲得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視，平均每一個國家僅將1.7%的衛生預算用於精神衛生方面，然而全球14%的健康壽命損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是由抑鬱、焦慮和其餘精神疾病致使的。爲了更好地制定政策來解決貧困問題，咱們有必要研究貧困和精神疾病以前的因果聯繫是什麼？心理干預是否能改善貧困？
失業和收入降低都是貧困的要因，而且常常先於精神疾病而存在，好比在印尼發現暴雨致使的歉收會致使抑鬱和自殺率的上升。又好比在美國，與中國存在自由貿易的地區會存在僱傭率的降低以及因藥物過量致使的死亡率的上升的狀況。相反，收入或財富的增加則會改善精神健康，好比開賭場的印第安部落就要比沒有開賭場的收入要多且焦慮感要低，彩票贏家比贏得少或玩了但沒有贏的玩家要更幸福（可是對彩票的後買數量和頻率控制以後，卻發現贏只能帶來不多或沒法帶來精神健康）。
貧困致使精神疾病的有利因果證據來自於對扶貧項目的結果分析，不少研究發現現金補助和普遍的扶貧項目對精神健康存在積極影響。好比對肯尼亞家庭提供至關於3~12個月該家庭月收入的現金補助後，消費和幸福感獲得了提升，抑鬱、壓力和憂慮則下降了，而且這一效應是持續多年的。一樣，在6個國家開展的扶貧計劃（集中培訓、短時間現金補助、儲蓄激勵等）也提升了極貧人士的資產以及心理幸福感。
那麼貧困是如何致使精神疾病的呢？貧困狀態下的擔憂憂慮與對將來的不肯定感應該會是重要的緣由，或者人們在兒童時期的貧困也是對精神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緣由，找出這一問題的答案則有助於政策的制定，好比若是憂慮和不肯定感是致使貧困的重要緣由的話，那麼提供醫療和失業保險則不失爲一個良好的政策。如下是一些被認爲會致使精神健康問題的要素。
憂慮與不肯定性：除了直接經濟打擊外，對於未來的不肯定和收入的不穩定自己就會讓人處於長期的壓力之中，從而致使精神問題。俄勒岡州開展的一項研究代表，對窮人提供的免費醫療保險減小了抑鬱率，與之對應，在瑞典等高福利國家由於其健全的保險制度，因此經濟上的打擊幾乎不會影響精神健康。
環境要素：貧困的人更多地暴露在被污染的環境、極端溫度或惡劣的睡眠環境中。有研究發現中國國內的環境污染影響精神健康，在美國，在隨機地選擇低收入家庭並資助他們搬到相對更富裕的鄰居周圍後，發現他們的抑鬱和焦慮狀況有所減小。
身體健康狀態：較差的身體健康狀態也會影響精神健康，好比慢性疼痛、對健康和死亡的擔心、治病的費用以及缺少體育鍛煉等等均可能會惡化精神健康。可是，儘管身體健康狀態不佳常常伴隨着抑鬱或焦慮問題，但只有不多的證據代表改善身體健康能夠改善受到窮困影響的精神健康。一些干預措施能夠促進精神健康，可是卻未觀察到其能改善身體健康，不過可能身體健康狀態的改善並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夠觀察到的。
早年生活環境：在早年間經歷過貧困的狀況下會影響以後的精神健康，不良的精神健康狀態甚至能夠追溯至胎兒階段母親的養分不良或壓力。好比能夠經過孕期中，孕婦親屬的死亡狀況來預測將來小孩出生後的抑鬱和焦慮狀況。貧困也會影響兒童的腦部發育、認知能力以及青少年和成年期的精神健康。在加納，當一我的出生期的糧食價格下降1個標準差時，則會觀察到該人成年時的抑鬱或焦慮發生率提升50%。這與母親的養分、哺乳期、疫苗接種率及改善的成年健康都是相關的。所以，對孕婦或有低齡兒童的家庭提供經濟補助可能會帶來長期的精神健康的回報。
創傷、暴力與犯罪：貧困也經常伴隨着犯罪、家暴等。對貧困家庭的補助能夠減小家暴的發生。不管是外部暴力犯罪仍是家暴，都與抑鬱和焦慮相聯繫。
社會地位、羞恥和孤立：因貧困致使的不佳的社會地位或與他人的比較也會對精神健康產生影響。好比挪威從2001年開始將納稅數據所有公開在網上，經過比較從1985年到2013年的數據發現，當相對收入很容易查詢到以後（容易對比本身與他人的收入數據以後），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差明顯增長了。罹患精神疾病會致使人在勞動力市場的收入降低，而好比丹麥的研究數據顯示採用碳酸鋰治療過雙相情感障礙的話，則能夠部分緩解這種收入降低。一些隨機對照試驗發現對精神疾病進行干預對於勞動力供給有正面效果，好比在印度，採起簡單的認知行爲學治療就能夠減小25%的抑鬱症，同時讓勞動力的每月的可工做天數增長2.3天。

精神健康不佳致使貧困的機制又是什麼？
認知能力：抑鬱和焦慮首先和其餘疾病同樣會直接下降人們的工做能力，此外還會影響人們的思惟方式，會擾亂人的注意力，讓人胡思亂想，影響人們的記憶以及對於本身能力的信念。由此精神健康不佳的人會失去動力，失去快樂感。
信念：健康的人會自信、樂觀，而抑鬱的人會關注負面信息，對本身或世界充滿悲觀情緒，同時焦慮也會讓人將注意力放在威脅性的刺激上從而太高估計風險，從而不敢採起有風險的行動。
偏好：普通人會有一些經濟偏好，好比在多大程度能忍着把好處留到後來去享受，或者爲了高回報而忍受風險，或者時與他人分享好處。但抑鬱則會致使人們喪失忍耐性及利他性。一樣，焦慮也會讓人不肯意承擔潛在會有好處的普通風險。由此，抑鬱和焦慮會影響人們在勞力供給上的決策、儲蓄、投資、消費等種種經濟行爲。
勞力供給與生產力：抑鬱帶來的疲勞感和注意力衰退會影響生產力，抑鬱自己也會減小動力和勞力供給，讓人們的工做時間縮短或效率降低。另外，抑鬱的人在找工做或工做碰到挫折時也容易灰心。
社會污名：人們可能會歧視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不肯與他們社交，將他們排除在工做機會以外，或者下降薪酬等。
此外，用於治療精神疾病或相關疾病的醫藥費，女性的經濟地位，代際影響（好比改善母親的精神情況有助於子女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人力資源的積累（好比年輕時得病的話會出現沒法完成學業等教育水平受到影響的狀況）都是從精神健康角度致使貧困的緣由。

在討論了精神健康與貧困之間相互影響的機制以後，讓咱們考慮這二者未來會如何發展，這對於咱們政策的制定又有何啓示。
首先，經濟發展自己並無緩解精神疾病問題，從個體上看更高的收入伴隨着更好的精神健康，可是在富裕國家精神疾病患病率也不低，
其次，全球變暖的氣候問題（好比因極端氣候致使農業歉收），技術發展與全球化（好比自動化帶來的失業），新冠疫情，社交媒體（既能夠提供廉價便捷的娛樂媒介緩解貧困的痛苦，但又產生了網癮等新型健康問題）都是咱們將來須要仔細研究的方向。
對於解決精神健康與貧困的問題，須要精神衛生學者和社會學家等跨學科專家的交流合做。從政策角度，心理或藥物治療對精神健康干預的影響能夠等同或優於傳統的經濟補助、工做培訓等扶貧方式，而且成本也低，因此心理治療等不失爲一個解決貧困問題的好方式，可是咱們對傳統經濟補助干預與精神健康干預之間的相互做用還知之甚少，究竟他們以什麼樣的比例結合在一塊兒才能更好扶貧等問題仍然須要研究。好比在利比里亞，針對犯罪人士的扶助計劃就發現心理治療聯合經濟補助比單獨進行心理治療或經濟補助的效果要好。
那麼全球精神健康的干預現狀又是如何？在低收入國家，常常有超過90%的抑鬱症或焦慮症的患者是沒有獲得治療的，這種狀況既有治療資源的不足，也有治療需求不足致使的。
關於資源不足，好比對於印度13億人口而言，精神科醫生只有3900人。儘管精神衛生醫療資源不足，可是也有物美價廉的辦法，讓非專業社工等根據治療手冊照本宣科地去談話來治療精神疾病也頗有效。固然一線的社工缺少相應培訓和專家指導也是問題，不過這能夠經過網絡平臺的培訓或交流等來解決。
關注需求不足，不少人沒有精神健康的意識，也缺少相應的信息，爲解決這個問題，在印度農村就嘗試讓村裏處於領導地位的人帶動整個村子開展精神衛生教育，這樣甚至在18個月內就讓尋求心理幫助的人增長了6倍。
此外，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叫作貧困陷阱的低收入狀態惡性循環的概念，對於窮人而言有可能不是他沒有意願或能力改善自身環境，而是他貧困的背景，好比缺少食物，讓他沒辦法飽着肚子去幹更多地活賺更多的錢。根據現有的研究推測，這一貧困陷阱可能仍是與精神健康問題陷阱同時存在的，貧困的人可能陷入了身、心俱貧的惡性循環，那麼可能一次充分的經濟補助或心理輔導纔可能帶領貧困者脫離這個循環。
總而言之，在全球疫情的大環境下更須要認真對待貧困及精神健康問題，用低成本的創新來幫助低收入羣體，用經濟補助結合心理輔導的方式來彌補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