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清華大學演講: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很是危險！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

 

吳敬璉認爲，中國4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經濟發展越是到了高的階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國際環境上須要解決的問題就越多。

 

隨後，吳敬璉提到了中美貿易衝突和中興通信事件。他強調，此事牽扯到對外開放是否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麼可以更加深刻，解決咱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可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焦點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

 

「對於一箇中國人來講，應該考慮的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咱們本身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但從網上的反映看彷佛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因爲這個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點，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咱們的有關產業，好比說有一種口號叫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吳敬璉說。

 

吳敬璉稱，他曾經在信息諮詢機構裏面工做過，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很是重視的，問題並不在於給沒給錢。三年前創建的半導體芯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紫光一連串收購動做也是想在芯片發展上創建豐功偉績，可是效果並很差，有許多深層問題須要進行討論。

 

最後，他呼籲，「咱們做爲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於咱們這個國家、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爲什麼兩彈一星模式不適用芯片守正出奇才是正確態度

 

中興通信被制裁事件發生後，中國高端芯片業如何突圍？「拿出‘兩彈一星’精神，舉全國之力把芯片業搞上去」，是一種比較有表明性的觀點。這一建議初聽讓人熱血沸騰，但冷靜思考發現，它並不可行，甚至很危險。產業化的芯片業與「兩彈一星」服從徹底不一樣的經濟規律。誇大「兩彈一星」中的獨立自主和人定勝天因素，並據此不計成本、閉門發展芯片業，更是有陷入過分社會動員的風險。

 

軍事項目與民用項目服從大相徑庭的經濟規律。對軍事項目來講，「有」是第一目標，固然也要考慮成本和產品後續升級迭代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當年研製原子彈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來就算成功，能比肩最優產品更好，略次一點也沒關係。

 

但遵循摩爾定律的芯片產品，成功的標準極爲苛刻。芯片不只要作出來，並且要以比對手更快的速度作出來，不只要作出來並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產。產品出來慢了，競爭對手的更高階產品面世，本身產品要麼失去市場，要麼價格大幅降低，出現虧損。產品及時研製出來了，不能量產或良品率太低，致使成本太高，一樣會虧損。第一名獲取豐厚利潤，第二名則連生存都很難，芯片行業很是殘酷。

 

有人說，咱們能夠像搞「兩彈一星」那樣動用國家資源，不怕虧損，放眼長遠持續不斷投入，總有一天會成功。這是不切實際的。「兩彈一星」早半年晚半年可有可無，只要研製出來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資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動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圓，實驗室成功、量產、時間這三個條件只要有一個不知足就沒法產生利潤，就意味着失敗。更殘酷的是，在摩爾定律驅使下，失敗者接下來還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臺上與優勝者競爭。若是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輪競賽都依賴外部投入的話，財政也好資本市場也好，都將面臨一個無底洞，這與「兩彈一星」那種一次性資源消耗是徹底不一樣的。

 

有人以京東方爲例，認爲政府長時間不計成本投入最終也會在芯片業上得到成功，這是一個誤解。京東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顯示面板行業摩爾定律失效，固然，芯片行業技術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忽然放慢或中止，但咱們畢竟不能以這樣的猜想做爲制定戰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個行業的技術再也不迭代了，這個產業的戰略價值就貶損了，成功的意義也大打折扣了。

 

長期片面的宣傳誇大了「兩彈一星」成功中的主觀因素，忽略了其客觀緣由。「兩彈一星」成功固然離不開舉國支持，更離不開奉獻精神，但它沒有變成大鍊鋼鐵那樣的悲劇、鬧劇，是由於它具備了成功的客觀條件。「兩彈一星」是奇蹟，但一樣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觀因素有：一是前期蘇聯的支持，二是不斷吸收當時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閉的產物，三是參與者的素質很是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勳科學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學經歷，其中16人擁有博士學位，他們都受教於民國時期的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學風優良，他們與當時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離極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內外距離要小，特別是錢學森當時接觸到了美國最前沿技術。

 

科學有基本規律，上述三個客觀因素少了任何一個，特別是少了優質人才，不論主觀多努力，褲腰帶勒得多麼緊，多麼拼命奉獻，也不可能成功。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時間與外界預測基本一致，說明它與科學常識是一致的，並非單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面臨着與「兩彈一星」迥然不一樣的環境。芯片是受摩爾定律支配的龐大的全球競爭性產業，妨礙中國高端芯片業突破的，既有產業鏈綜合技術積累不足的緣由，也有更基礎的教育環境甚至人文社會環境方面的緣由。對於一個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不管什麼時候，它都要以市場爲導向，經過開放合做，經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而後纔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着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財政支持固然仍有必要，但並不是越多越好。過去十幾年從地方到中央，錢投了很多但效果並很差，有些還起了消極的負做用。財政的錢一般會引來大量的分肥者，一個動歪心思的人會千方百計迎合政府發佈政績的心理須要，它取得的短時間成功會摧毀一批放眼長線紮實作事的企業，原本後者纔是但願之所在。

 

提升資本市場有效性也是一項很是基礎的事，無效率資本市場獎勵那些玩概念者，一說到發展芯片業，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費資源之餘還打擊了準備作實事的人。現在要在芯片產業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馬想到可利用資本市場的錢，這使人憂慮。

 

更基礎的工做還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虛做假土壤，而經濟博彩化的價值取向，讓工匠精神無所依附，是芯片業發展的敵人，畸形社會價值觀如何扭轉？值得每個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確的態度。產業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改善了，規模大了，基礎厚實了，逆襲纔有可能發生。如今的問題是成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識作慢慢的積累。真正的國家意志應該是創造環境，培植基礎，而非親自去作逆襲的計劃，逆襲意志的主體只能是企業，而且是民營企業。基礎環境好了，極少數具備實力且有遠大追求的民營企業在時機成熟時，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擊。1980年代，韓國三星突入半導體以及中國華爲近年局部突破，憑的都是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着，而非政府動員和公共資源的堆積。

 

2019年5月18日，89歲的吳敬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建所90週年國際研討會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2019」上發表了講話，題目爲：學習經濟所先賢榜樣，努力攀登經濟科學高峯。

 

經濟所建所90週年，值得銘記的人和事很是多。吳敬璉回憶了陶孟和、孫冶方、顧準、章有義、經君健等經濟學家，稱經濟全部許多值得學習的思想旗幟和學習榜樣，還有許多爲了推進國家的進步竭盡心力的知識人。

 

吳敬璉也說，咱們固然要研究、學習他們的學問，從他們的學術成果中吸收養分，可是主要仍是要學習先賢們爲學術獻身的精神和認真探索去發現真理、爲人民作出貢獻的精神。正如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的時候說，「偉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對人類的貢獻，每每比咱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表示，先賢們的觀點並不全都是無可挑剔的，他們之間在學術觀點上也會存在分歧，然而他們全心全意爲科學進步、爲人民利益努力奮鬥的心志倒是毫無二致的。

 

最後， 吳敬璉引用陳寅恪在王國維先生記念碑銘上的一段話做爲講話的結語：「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下爲演講實錄：

 

吳敬璉：很是感謝經濟所諸位領導邀請我來參加這個盛典。回想我在經濟所工做30年的經歷，能夠說是感慨萬千。值此經濟所90週年華誕之際，我最想說的話，就是學習經濟所前輩們的榜樣，在經濟學發展的大道上努力攀登。

 

經濟所號稱「天下第一所」，但咱們所其實並非一個規模很大的所。1954年我到經濟所的時候，全所人員一共只有40人。那麼，它的寶貴之處在什麼地方呢？我想不在於規模，甚至也不在於那些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而在於這個研究所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所時起，就聚集了一大批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這批人在追求真理、追求人類福祉這樣一個動力的推進之下嘔心瀝血，孜孜以求，去研究中國的、世界的經濟問題，但願可以有所貢獻於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

 

前些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曾經一再跟我談起，應該寫經濟研究所的所史。他心目中的所史，主要不是聚焦於咱們所的研究成果，而是經濟所這批知識人的精神世界。他甚至熱情地鼓勵一些做家去研究經濟所這批人的思想演變歷史、他們的際遇和坎坷。很惋惜，這些做家都以爲，要寫做這批優秀知識分子的思想史，本身的學問乃至於文字表達能力都還夠不上，最後只好做罷。

 

在記念建所90週年的準備過程當中，經濟所的同仁作了很好的工做，所史的編寫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讀了所史的初稿和後來的簡史，才發現我對所史其實所知甚少。若是說王元化先生所熟悉的，是193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我所熟悉的就更晚一些了。我到經濟所的時候，剛剛由新的領導班子取代了原來的領導人。因此，我對所史講到的前面20多年的歷史幾乎是一無所知的。

 

我在讀所史的過程當中，也獲得了不少新的知識。好比說，咱們所的創始人、主持了咱們所26年工做的陶孟和先生，我就沒見過。1954年我大學畢業時是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可是我被扣留在院部幹部教育處當社會發展史的學習輔導員，後來所裏派了黃載堯把我換回來。很慚愧，在此次讀所史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院部工做兩個月時間裏待的文津街3號辦公樓，仍是陶孟和先生主持社會調查所時修建的，也就是後來中國科學院院部辦公樓。在剛纔放過的所史短片裏也能夠看到這幢辦公樓。

 

對於陶孟和先生的事蹟，我也是看了一些講述中國知識分子這幾十年榮辱起伏的文章，特別是巫寶三先生寫的記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的。真是了不得！好比，在抗日戰爭那麼艱苦的環境之下，社會科學研究所從1939年就開始研究日本侵略對中國形成的損害，做爲勝利之後向侵略者索賠的根據，並在1946年出版成書。雖然這些成果因爲政府決定放棄索賠而沒有用上，可是這項研究開了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日本侵略對中國形成損害的先河，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在巫寶三先生的記念文章裏面，還講到了解放之後陶孟和先生對於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特別表現出陶先生有科學勇氣的事情，是在1957年錯誤批判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把社會學、現代經濟學說成是「僞科學」的時候，陶孟和先生打抱不平，這也是很了不得的。

 

在咱們經濟所的歷史中，值得銘記的人和事是很是之多的。像孫冶方所長、顧準研究員的事蹟咱們知道得比較多。其實還有許多人們不太注意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的感人事蹟，值得咱們去發掘、去學習。我如今只想講一位，這就是經濟史組的章有義先生。在第一次看所史網站的時候看到過有他的專題，今天好像沒有看到這個專題。我跟他的接觸是從進因此後不久開始的。他的學問作得很是紮實，在經濟史界也是有名的。當時在於光遠同志的指導之下，團支部按期組織一種業餘的沙龍式的討論會。有一次，咱們請了章有義先生來介紹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像咱們這些在解放之後讀經濟學的人，對這場論戰的理解都是很是簡單表面的，覺得就是兩個政治黨派之間的政治鬥爭。章有義先生對這場論戰中各個學派的論點和論據作了客觀介紹和分析，咱們都以爲很受啓發。但是沒有想到，他卻所以大禍臨頭。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一位頗有權勢的人指責章有義向青年人傳播託派的反革命觀點，因而就成了肅反的重點對象。雖然章先生在肅反中沒有查出什麼問題，然而到了1957年，他仍是在劫難逃。他被剝奪了副研究員的職稱和從事研究工做的權利，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纔得到平反。他原本身體就很很差，可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仍是拖着一個很是衰弱的、不斷要進醫院的、靠吃藥維持的病體奮力地進行研究。他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十幾年當中，寫了130萬字的著做，成爲中國現代農業史的一位著做等身的名家。正像上海學術雜誌上一篇章先生傳略所說，「在章有義先生身上，咱們再一次看到了我國優秀知識分子那種對事業鞠躬盡瘁、不惜一切的精神」。

 

最後，我還想講講1959年經濟研究所昌黎「試驗田」上送「食堂問題報告」事件。這份報告的主要執筆人經君健是跟我同一年進所的。從經君健後來的研究能夠看到，他的歷史研究是作得很是周密細緻的。他們在農村的深刻調查中發現，在糧食極度緊缺的狀況下，強制社員在食堂吃飯對於維持他們的生命多有妨礙，社員廣泛對此嘖有煩言。所以，他們寫出報告，建議放寬政策，讓人們有可能自願選擇。這份報告引發了當時領導人的震怒，雖然領導人後來也不得不認可是本身判斷錯了，但經濟所好幾位相關研究人員卻所以戴上了好幾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你們能夠想一想，在那個年代，爲農民發聲寫出這樣的報告，除了調查研究的功底，還要有多麼大的道德勇氣。

 

所以，我想說，孫冶方和顧準無疑是咱們的思想旗幟和學習榜樣，可是，除了孫冶方、顧準這樣的領袖人物，經濟所還有許多爲了推進國家的進步竭盡心力的知識人。他們的思想和事蹟，都很是值得咱們去發掘和認真學習。

 

經濟所的許多先賢都是大學問家，咱們固然要研究、學習他們的學問，從他們的學術成果中吸收養分，可是我認爲，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的時候說得很是有道理，就是「偉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對人類的貢獻，每每比咱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咱們主要仍是要學習先賢們爲學術獻身的精神和認真探索去發現真理、爲人民作出貢獻的精神。

 

咱們還須要注意到，先賢們的觀點並不全都是無可挑剔的，他們之間在學術觀點上也會存在分歧，例如孫冶方講的價值規律和顧準講的價值規律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然而他們全心全意爲科學進步、爲人民利益努力奮鬥的心志倒是毫無二致的。因此，我想引用陳寅恪在王國維先生記念碑銘上的一段話做爲我今天講話的結語：「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吳敬璉認爲，經濟運行出現「蹺蹺板」式狀態，決定性解決因素在於改革。

 

當吳敬璉慢慢走上舞臺，全場爆發出掌聲。這位與中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相伴一輩子的經濟學家以低沉而堅決的語調，再度談及改革。

 

2058年12月2日，在由《中國企業家》雜誌社舉辦的「致敬40年·咱們的奮鬥——禮讚影響改革開放進程的企業領袖」活動上，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被評選爲「改革開放40週年特別緻敬人物」。

 

吳敬璉在演講中總結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於「咱們的改革催生了一個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在這一框架的指引和多方力量的推進下，中國經濟的巨輪乘風破浪。

 

而要解決目前經濟運行中經濟增速與槓桿率之間平衡難以掌控的狀態，根本解決方法就是提升經濟增加效率，創建一個可以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環境，「繼續堅決地推動咱們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

 

吳敬璉被認爲是中國經濟學界泰斗、經濟學家的良心。他的一輩子都在推進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他曾參與推進「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肯定。進入21世紀後不斷呼籲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化建設。他也爲推進轉變經濟增加模式、改革產業政策以及建設規範有序的證券投資市場等問題不斷建言獻策。

 

做爲頒獎嘉賓，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宣讀了致敬詞——

 

他被稱爲「經濟學家的良心」，「吳市場」、「吳法治」的稱號表明他40年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無可替代的貢獻和地位。他爲國直言、爲民敢言、爲真理常言。88歲，依然在爲推動改革開放殫精竭慮。

 

許善達也向吳敬璉提問，「咱們國家的科技怎樣才能加快發展速度，追趕世界科技高水平？」

 

「最重要的不外兩條，一條就是經過改革來創造一個可以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中國十幾億人，人才有的是。不是人才可貴，而是人才可以發揮的做用，它的環境的建造是有至關的困難。第二條，就是開放，要和業界的各個方面的人士一塊兒，在競爭中又有合做，把科學和技術的革命推向前進。」吳敬璉回答道。

 

一個讓人印象深入的細節是，夫人周楠在整場活動中一直陪伴在吳敬璉左右。兩人相識於1951年，1956年結婚，已經攜手走過60多年。

 

在夫人、企業家和現場觀衆的注視中，吳敬璉再一次爲改革疾呼：「改革仍未有窮期，讓咱們共同努力。」

 

如下爲吳敬璉在2018（第十七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的發言整理：

 

在我看來，咱們改革40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於咱們的改革催生了一個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和咱們今天在座的企業家在一塊兒，和咱們億萬的農民工在一塊兒，和咱們許多有改革意志的幹部官員們在一塊兒，推進了中國經濟這個巨大的航船乘風破浪。

 

今天咱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是怎麼繼續改革開放的事業。

 

咱們在座的企業家都知道，如今咱們面前存在許多困難，企業家和普通大衆同樣，有不少困惑、糾結。

 

在咱們經濟運行中間出現了一種很難對付的運行狀態，也就是說一方面經濟增速在下行，另外一方面債臺高築，槓桿率居高不下，還蘊含着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

 

因而，當你但願把這個經濟增加的增速穩定下來的時候，惟一的辦法就是多發貨幣，增長需求。但是這樣一來，這個槓桿的另一面就翹起來了，就是槓桿率繼續升高，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在增大。

 

當你要去槓桿的時候，這個經濟增加的增速就會下來，需求就會減低，因而就出現了這種叫作「翹翹板」式的運行狀態。

 

怎麼可以解決這樣一個兩難的問題？出路有沒有呢？從40年的經驗咱們能夠很清楚地看到，出路是有的。這個出路就是提升經濟的效率，效率提升了就能夠用更少的投入得到更高的增加。這樣，咱們就能夠走出兩難的困境。

 

然而決定經濟是否有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是有沒有一個可以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環境。換句話說，能不能經過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創造這樣的環境，纔是問題的關鍵。

 

因此，你們要一塊兒來推進效率，固然研究咱們面對的問題，咱們理論工做者義不容辭，可是若是沒有諸位的參加很難找出解決問題的根本道路。

 

總之，我要說的就是：改革正未有窮期，讓咱們共同努力。

 

2018年7月18日，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厲以寧在「第六屆中國中小企業投融資交易會」上以中國企業家如何發揮更大效用爲主題發表演講。

 

厲以寧認爲，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全靠國有企業，必定要有至關大的私營企業，中國如今的任務是培養大量的、新的民營企業。同時，他強調企業最重要的事情是產權界定、產權清晰。

 

厲以寧還認爲，民營企業可以發展的緣由有三條，首先不違法經營；第二要實行嚴格的法人治理結構；第三，民營企業家的觀念要擺正，凡事要考慮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厲以寧稱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着「人才問題」。他以人的5個手指爲例比喻說明，每一個人都有本身的優點。企業在挑選人才時，要注意讓我的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本身的優點。

 

同時，厲以寧對客家人的造成進行了描述，他指出，民營企業家是相互幫助的，民營企業要成長鬚要傳遞本身的精神，不斷的吸納新人、不斷的容納原有的同事，這樣民營企業大有可爲。

 

最後，厲以寧再次強調，民營企業要想發展的好，法律必須保護各類產權，政府對全部企業在法律上一視同仁。

 

如下爲厲以寧演講摘要：

 

今天的議題，我講一講當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怎麼樣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首先，一個國家的經濟可以發展，不能全靠國有企業，必定有至關大的私營企業，中國如今的任務是培養大量的、新的民營企業。爲何說培養新的呢？由於他們可以跟上現代的潮流。

 

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速度快主要由三個緣由形成，或者說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有三類：

 

第一，第一批中國的民營企業是硬拼出來的。不少民營企業是從地方的小企業發展起來的，這些企業家原來對經濟學、管理學不是太懂，可是他們經過硬拼一步步發展起來。

 

第二，一些人在國外留學，接觸到新的經濟學、管理學，隨後在中國成立企業。可是他們中的有一部分長期待在國外，對中國的國情不是太瞭解，因此在中國創立企業後又撤退到香港或國外了。

 

第三，最有但願的，並且是可以起做用的就是大學生、研究生，甚至是長期在科研機關工做的人。

 

那麼民營企業的問題在哪裏呢？民營企業要怎麼才能起做用？

 

問題是在產權保護，這麼多年以來產權保護沒有獲得重視，最近才反覆提到，對於一個企業來講，最重要的是產權界定、產權清晰。如何保護民營企業家們？包括新投的、國外投的、國內本身投的企業呢，主要是政府對全部企業在法律上一視同仁。

 

咱們過去常常講，民營企業本身靠本身，雖然靠本身也不錯，可是靠本身並非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民營經濟應該是不違法經營的，在這裏要注意區分不違法經營和合法經營，這兩個概念不一樣。不違法經營主要講，若是我違法了，被檢舉，檢舉必定要收集證據、要有根據，過去咱們不講根據。而合法經營是符合相關的法律要求。

 

如今法律保護合法經營。民營經濟首先一條本身保持合法，不違法紀律，若是有人說我違法紀律，舉報後能夠進行辯護。這是當前民營企業起做用的一個重要的緣由。

 

第二，民營企業要真正起做用，必定要實行嚴格的法人治理結構。就是說民營企業在發展中必須有一套以股東會、董事會爲主體的法人治理結構。另外，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要不斷的進步，由於經濟在不斷變化，企業必定要懂現代科學技術。要不斷的學習，能夠重點學習與企業相關的內容，不斷的學習是提升民營企業質量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咱們常常講民營企業須要的是讓企業繼續發展。當下，有人說小的民營企業沒事，大一點民營企業要進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好處是能夠明確產權關係，使企業能進一步發展。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咱們如今要與你們深刻討論，民營企業只要招人。

 

我如今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春秋時代，魯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凡是魯國人到國外去，看到有奴隸的，能夠本身墊錢贖出來，回國後到政府報帳。孔子一個學生叫子貢在國外，果真看見外國人在街上牽着奴隸走，子貢看見後墊錢贖出奴隸，可是回國後沒有到政府去報帳。

 

全國就議論說，子貢人品高尚，本身墊錢贖買奴隸，又不報帳，本身承擔了費用。孔子知道這件事情，對子貢說，你錯了，你不應這麼作。你的作法會使成爲奴隸的魯國人很難被解救出來。你是買奴隸不報帳，人品高尚，隨後別的國人聽到有賣奴隸的就會溜掉。爲何？主要是由於你買了不報帳是品德高尚，若是我買了再去報帳就會被說人品很差。

 

果真，從子貢之後，不多有人去政府報帳，可是解救的奴隸也少了不少。

 

第二個故事：孔子有一個叫子路的學生，年輕力壯，有一天他在河邊走路，剛好有一個農工掉到河裏了，他趕快上前把農工救上來。農工爲了表示感謝，送了子路一條牛，在春秋時代一條牛很貴的。

 

子路高高興興在街上牽了牛就回家，回家的路上有人議論，這小夥子救人不錯，可是人家給了一頭牛，你居然敢牽回家去，可見人品不怎麼樣。

 

孔子知道後當衆表揚了子路，說他作的對，就是要這樣。爲何呢？主要是你跟人家講好，人家給了，你拿回家也能夠，你炫耀也能夠，由於你的榜樣做用會引發更多的人之後去救快被淹死的人。

 

這兩個故事告訴咱們，如今不少民營企業家也存在這個觀念問題，給獎金、給紅利等等，在法律規矩下很差拿。可是下水救人，人傢俬自送個禮品，該不應拿？好很差意思拿？孔子爲何批評子貢，孔子認爲咱們應該作法律的範例，救了人，去報帳有好處是應該的，這樣其餘的國人會以爲有責任也要去報帳。若是像子貢同樣不報帳，那之後沒人再去救奴隸了。作事情要懂得最大的受益者是誰。

 

另外，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還有一個問題——人才問題。每一個民營企業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每一個人都有本身的長處，他沒有機會表現出來，你就很難留人。

 

好比，五個手指頭中，誰敢排第一？大拇指說我最粗，二拇指說我最靈活，中指說我最長，第四說我最珍貴，結婚戒指戴我上面，輪到第五個小拇指了，你們說滾到一邊去，又瘦又小，摳鼻子還不錯。小拇指說，當咱們朝聖拜佛時，我排第一，是我在領隊。也就是說各有長處，發揮每一個人的長處可以發掘到更多的人才。

 

每一個人要發揮本身的長處，那麼如何把人才的選拔作的更好？根據歷史經驗，在司馬懿的後代創建的晉朝時，內亂不斷，當時，鮮卑人都進來了，北方人不斷的南下，過長江，過了長江後在渦陽湖的東岸停下來，停下來幹什麼？一個渦陽縣，渦陽縣有一個鎮，在那裏選學生，不要以強凌弱，要講誠信，要愛護當地的居民等等一大堆。學完了之後，這支到福建，這支到廣西，這支到廣東，這支到河南，那支留在江西，也就造成了咱們常說的客家人，客家人重視教育，因此把中國不少美德就傳下來了。

 

民營企業家實際上都是相互幫助的，不久前演過一個電視劇《闖關東》，闖關東主要講山東人、河北人移民。短短几十年以內，把東北開放了不少地方，小城鎮創建了農田等等。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移民社會是高效率的。不少移民相互幫助，在陌生的地方創造了文化，創造了財富。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創業。移民社會一個重要的問題，怎麼樣把精神傳遞下去？咱們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之後，那你們就能夠知道，民營企業家也應該是這樣不斷的成長、不斷的吸取新人、不斷的容納原來的同事，中國民營企業大有可爲。

 

如今常常說要讓民營企業站到前面來，我認爲法律必須保護產權，包括無形產權，相關的知識產權，其餘的產權，欠債的產權也要保護，這樣的話，就可以使民營經濟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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