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真的坑殺了四十萬趙卒嗎？

關於公元前三世紀、戰國中晚期的中國總人口，沒有留下任何統計數字。史學界廣泛的估計，認爲應當在三到四千萬的規模上之間，其中秦國約有500餘萬人，趙國約有300餘萬人。一場戰爭結束後，僅僅被敵人屠殺的戰俘就有45萬人，仍是寶貴的青壯年男性，這聽起來確實駭人聽聞。

「45萬」在文獻資料中的出處，是《史記》中的《白起王翦列傳》和《廉頗藺相如列傳》：

……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先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先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這兩處雖然都有「四十五萬」，可是陳述語意有明顯差異；《趙世家》、《田完世家》、《秦本紀》等篇，也有對此戰的相關記錄，倒是「四十餘萬」。這些表達不一的內容和數據記錄，都出自《史記》，就會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司馬遷撰寫的這些內容，尤爲是涉及到兵力的數字，真的可靠嗎？

這個疑問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長平之戰結束後的兩千多年間，就不斷有後世古人對此產生相似的質疑。

就和作科學試驗必定選取多個試驗樣本，不會只強調個別典型的謹慎做風相似，歷史研究也一貫就有「孤證不立」的傳統：若是僅有一條證據、一個出處支持某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個弱命題，是不可接受的。通過秦朝末年的反秦大起義和隨後的楚漢戰爭，大量的文獻資料在社會動盪和戰火中遺損，留下來的很是有限，所以，只經過對《史記》文獻資料的解讀去分析長平之戰，不可能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並且，《史記》又是司馬遷憑一己之力完成的，帶有濃厚的我的感情，其文字內容不單是理性陳述，還會向讀者傳達明顯的感性色彩，當外人看這些感性內容時，很容易產生主觀臆斷——只要你執意朝着某個判斷方向去設想，你就必定能從這些並不絕對嚴謹的文字中，提取到愈來愈多的「依據」，並在此基礎上得出各類「我的判斷」；當你頭腦中這些「依據」和「我的判斷」迸發的越多，離事實就越遠，離異想天開就越近。

光考據文獻，從中就得出「45萬」成立或不成立的作法，都沒有說服力。

萬幸的是，現代考古學，已經不單是一門單純人文色彩的社會科學，而是能夠利用遙感、同位素、放射探測、金相鑑定、遺傳學、分子學、環境學、微生物等綜合學科的天然科學。先秦歷史殘缺不全，但不表明咱們就不能考證包括長平之戰的戰爭細節，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向就是與考古相似：作古戰場的實地考察，對遺蹟和出土文物、遺骸的分析。

1995年5月12日上午，位於山西省東南部的高平市永錄鄉永錄村，村民李珠孩、李有金父子正在位於韓王山西麓將軍嶺楊家山下自家承包裏梨園裏翻耕土地，他們不斷從地下刨出人體骨骸，隨着坑約挖越大，暴露出來的屍骨也愈來愈多，且其間還有青銅質地的箭頭、錢幣等物，有些箭頭就嵌在骨頭上。坑中屍骨呈無規則層層疊壓，有的是仰面，有的是側面，有的則是俯身，有的頭骨與軀幹分離，甚至還能明顯看出骨骸上有鈍器、刃器、石塊形成的創傷，場面觸目驚心。李家父子不知道地底下還有多少屍骨，不敢再挖下去了。

消息傳開後，被迅速上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年10月下旬，考古發掘正式開始，最終肯定一個長11米、寬5米、深1.2米的屍骨坑，還出土刀幣17枚、銅鏃2件、銅帶鉤1件、鐵帶鉤1件、鐵簪1件、陶盆口沿殘片1件。隨後在這個屍骨坑西側，工做人員還探測到一個寬3~4米、長55米，規模更大的屍骨坑。這就是永錄屍骨坑。這個屍骨坑的發現，是1995年及隨後幾年，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界，以及在社會上比較有震動性的事件。

在隨後一年，考古研究所提交兩份發掘整理報告，肯定這些屍骨就是戰國後期秦趙長平之戰結束後，被秦軍屠殺的趙軍士卒。考古人員從坑中共清理出130具遺骸，其中60具備頭骨無軀幹，或頭骨與軀幹分離；14具屬於被鈍器或石塊砸死，可能屬於被活埋的僅有一具。這個現象說明，這些趙軍並不是被活埋，而是先被集體處決以後，再拋屍於此。在戰國時代，武將尚未創建起「殺降不祥」的道德譴責意識，商鞅在秦國推行軍政改革中的軍功爵制度，又是以敵軍的首級做爲統計戰果和評定賞罰的標準依據。商鞅的《商君書·境內》裏，明確記錄點驗首級的程序：……「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譯文：秦軍每五人設有屯長，每百人設有百將。在戰鬥中，若是百將和屯長得不到敵人首級，他就要被斬首；獲得三十三顆以上的敵人首級，就達到軍功升遷規定的數目，能夠晉升一級爵位。……我軍圍攻敵國城邑，斬首八千顆以上，或在野戰中斬首兩千顆以上，就達到軍功升遷規定的數目，各級將吏都能獲得封賞；……戰鬥結束後，把首級示衆三天，統計覈實，三天後，將軍點驗無誤，賞賜有功戰士並加賜爵位）。」

在永錄屍骨坑中發現的這些屍首分家的骨骸和沒有軀幹的骷髏頭，就證實了這種制度的確在秦軍獲得充分貫徹。

覆蓋在屍骨堆上的封土，是通過兩千年造成的沉積土層，卻僅有一尺厚，使李家父子能輕易刨出骨骼。工做人員經過對坑體的不規則形質和周圍天然土質的考察，又發現這並非一個爲了填埋屍體而專門挖設的坑，而是一處自然低窪凹地。這些結果說明，當初秦軍處決趙軍戰俘後，對打掃清理工做很是敷衍，他們沒有專門挖掘填埋趙軍屍體的深坑，而是本着就近、就易的原則，將屍體拋入附近的溝渠等地勢低窪處，草草掩埋，填覆其上的這點薄薄浮土，甚至還不能把屍體徹底蓋住。水流對地表土層有明顯的沖刷做用，尤爲遇到大暴雨，水力侵蝕效應更強，由此致使在隨後兩千多年間，長平古戰場常常會在入夏汛期的一場瓢潑大雨事後，地表淺層土壤被雨水沖走，不斷有屍骨和兵器露出。以致於留下了諸如「露骸千步，積血三尺，地名煞谷（《省冤谷記》）」之類的記錄。

不管是中國人仍是外國人，人類對於生和死的問題，一貫看的極重，俗話說「生死有別，陰陽兩隔」，陽界和陰界必須有明確的區分，並且相隔的要越遠越好，誰也不肯意在墳地旁邊安家。不管東方仍是西方文明，也都把骷髏做爲典型的死亡符號，並衍化出象徵「恐怖、噩運、詛咒」等強烈邪惡的涵義——西方的死神，是蒙着黑罩袍、手持鐮刀的骷髏；海盜船的桅杆升骷髏旗；危險化學品裝置的外包裝，用骷髏作警示標誌；玩搖滾的前衛文藝青年也最喜歡用骷髏作紋飾，稱之爲「死亡重金屬」……反過來講，若是骷髏老是出如今它不應出現的地方，絕非什麼好兆頭，本該活人住的地界上，隔三差五老能見到死人骨頭，尤爲每到悽風苦雨慘霧愁雲之際，總有難以計數的骨骸從土裏面露出來，仿若冤魂厲鬼正從陰曹地府裏往外爬，欲向後世活人哭訴其橫死之悲屈，實在是讓人瘮得慌。

中國文化對於死者遺體，從來都有基於「仁道」精神的處置方式，若是條件容許，最好的方式是把遺骨帶回家鄉葬入祖墳，魂歸故里落葉歸根；哪怕條件不容許，也要入土爲安。誰能出資出力，將暴棄於野的骨殖從新葬殮，更會被視爲一種積功德的善舉。總之，死人就得住到陰宅裏去。可是長平古戰場周邊的骨骸實在太多了，當地的平民老百姓有心無力，亟需那種有威望有資歷，能憑強大的號召力調動起各類資源的「社會名流」出面操做。

這類「社會名流」還真很多，其中名氣最大的那位，就是唐明皇李隆基。景龍二年（708年），唐朝剛剛經歷過「神龍政變」，武則天被逼退位，還政於李氏皇族。做爲才二十出頭的青年皇族子弟，李隆基在這年出任潞州別駕。潞州的治所就是今天山西長治；長平此時已改叫「高平」，是隸屬澤州的一個縣，北邊與潞州相臨，是從長安、洛陽兩京出發，前往潞州行程中的必經之地。李隆基在途徑高平時，已經對當地「暴骨野莽，冤抑之氣過甚」的狀況有所瞭解，經過探問宿老村夫，得知在縣城以西五里的谷口，屍骨麇集最多，「夜半常聞鬼哭悲泣之聲」，以致於周邊地名就叫「煞（殺）谷、哭（骷）頭、頭顱山」。其中頭顱山就得名於建在旁邊的「白起臺」，他實際上是一處「京觀」：把敵軍的屍體、尤爲是砍下來的頭顱高高堆起，封土夯實壘成方錐形高臺，以此炫耀本身的軍威武功。

李隆基在潞州任職的時間不長，可是對此地頗有感情，認爲這是一個供其韜晦蓄銳並帶來吉運的興旺寶地。十五年後的開元十年（723年），李隆基正是38歲的春秋鼎盛之年。這年正月，他自東都洛陽出發，巡行潞州，一路上慰孤問寡，體察民情，「宣風問耆艾，敦俗勤耕桑」，保持着銳意躊躇的進取明君心態。他看到高平當地屍骨依然如故，於心不忍，派人將屍骨收集後從新葬殮，並「擇其枯骨中巨者」，拼成一副完整的骨架，拌泥充填，塑成一座骷髏王神像，連戾氣過重的地名也都改了。「唐明皇幸潞州，見頭顱似山，骸骨成坵，觸目傷心，敕有司掩埋之，鳩工建廟，顏其額曰‘骷髏廟’，易其谷曰‘省冤谷’，春秋祭祀，守土者親詣致祭，歷代相因。」（《高平縣誌·重修骷髏廟碑記》）。李隆基的舉動，就是以皇帝的九五之尊，親自主持一次對長平之戰被殺趙國士卒遺骸的官方公祭儀式，安撫人心，冤有頭債有主，懇勸這些泉下亡魂不要驚擾當地百姓。

隨着時間推移，在時隔3、四百年後的北宋和金朝，高平周邊又有大量屍骨被雨水衝涮出來，或被當地村民在耕做時刨出。在金朝皇統元年（1141年）出任高平縣令的王庭直，寫過一篇《省冤谷記》，裏面提到兩件事：「舊宋運判馬城，通過此地，移檄縣僚，收拾遺骸。於谷口鑿坑深闊，以左右先後溝壑數十里暴露之骸，畢集而掩葬，仍於所掩地啓墳祭之，使後人不踐履爾。……繼有老農王姓者告：詣去谷十里餘，爲雨水所崩，岸崖頹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掩之。爰即具禮，盡載於墳圍。庭直率本土士衆，攜酒餚，奉香火，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吊以祭之。」

但這還遠遠不算完。到了明朝初年，著名謀士劉伯溫通過高平，看見當地出土的青銅古兵器，寫了一首《長平戈頭歌》,「長平戰骨煙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銷，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漬出珊瑚色」。後延至明朝中期正德年間，出任山西布政使司經歷的李夢陽通過此地，在其詩做裏記錄的當地景象，又是「白骨蔽丘原，霜風慘陰晦」了。在明朝萬曆年間，借修繕骷髏廟的機會，由當地官府出面，又組織了一次對骨骸的集中葬殮。時間再日後延續一百餘年，清朝雍正十二年春（1734年），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朱樟外放澤州知府，他到任後，寫了一首題爲《長平箭頭歌》的敘事詩：「綠衫小吏倚驛門，箭頭拾自王報村，土花暈碧古血死，剩此寸鏑鳴秋冤，鈍鏃三棱露骲脊，挾詐殺降誰畫策？毒雨崩城戰壘墮，猶見沙堧未埋骼。」

不斷被雨水衝出，不斷有後人從新掩埋，周而復始，趙軍士兵的屍骸，就彷彿某種生命力極端頑強的植物，永不停息地從長平古戰場的土壤裏滋生出來。1995年發現的永錄屍骨坑，不過是這個已持續2200多年輪迴的再現。永錄坑也並非新中國建國後，對長平古戰場考古取得的惟一成果：在95年以前，當地就不斷髮現屍骨坑，在95年以後的十多年裏，又陸續發現17處規模不等的屍骨坑。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5月，在永錄鄉後溝村發現的一處，規模是永錄坑的約四倍。只不過，出於人道主義、防止屍骨暴露在外受到風化破壞、以及照顧當地民衆情緒等綜合因素，除對其中兩處作小型探方挖掘外，對其餘屍骨坑都沒有實施發掘整理，沒必要再驚擾這些在地下沉睡兩千年的趙軍亡靈了。

然而必要說起的是，上述這些已知考古遺蹟和文獻依據，極可能仍是冰山一角。早在1978和1985年，高平伯方村和將軍嶺當地村民在從事蓋房、耕地等生活生產活動，發現了「車亡谷屍骨坑」和「長平一號坑」，考古人員經過對屍骨和土層的挖掘分析，肯定這兩處埋葬的也是趙軍屍骸。就在近年對周邊村民的探訪中，得知了兩個讓人頗感驚愕的事：

其一，當地村民在1982年整地蓋房時，就從地下刨出大量人體屍骨、馬骨、青銅質地的箭鏃和戈。屍骨愈來愈多，並且還刨不完，村民懼怕被冤鬼纏身，不敢再刨下去，他們就在已經平整出來的土地山蓋房，挖出來的屍骨都扔到河裏或運到遠處擇地填埋；

其二，在1982年之前，相似的事情更多。60~70年代，中國化肥工業基礎薄弱，遠不能知足農業生產需求，包括山西在內的各地農村因陋就簡土法上馬，搞了很多諸如「小水電」、「小化肥」之類村辦集體小做坊。而動物骨骸的主要成分是鈣磷酸鹽，正好能夠磨成骨粉作肥料。村民都忌諱看到人體骨骸，以爲不吉利，趕忙扔掉或從新深埋，毫不帶回家。但當骨骼成爲肥料來源，一旦具備利用價值，性質就不同。爲了能讓村民克服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風俗忌諱，多爲化肥廠提供原料，當地公社生產大隊甚至還制訂過只要上繳骨頭達到必定數額，就給社員記工分做爲獎勵的規定。因而，當地在60~70年代發現的大量屍骨坑，根本沒有上報有關文物部門，在發現後就被收攏起來，於村辦土化肥廠磨成骨粉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由於這時我國大型正規化肥工業獲得了顯著提高，大型現代化肥廠的產量上去了，正規化肥價格也便宜了，土化肥做坊才逐漸停產。當地一些上年紀的村民，憑記憶指認了若干處當年挖出屍骨坑的地點，但已經遭到徹底破壞，不具備考察價值，也就無從得知這些屍骨坑中到底有多少趙軍屍骨。

長平古戰場所在的山西省高平市位於晉南，是個四面環山的河谷盆地，雖然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但在和平時期，他與外界的交通往來並不便利，時至今日，依然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內陸縣級市。迄今爲止已發現的屍骨坑，都是經過蓋房、耕地、修路等活動發現的。當地經濟基本上還以農林養殖業和煤炭採掘業爲主，轄區內絕大多數地域還保持着自然土質和天然植被，沒有被大規模的工礦用地佔用。這就意味着當地還有還沒有被發現的趙軍屍骨坑，這個意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被後人反覆感嘆並從新葬入殮的千年輪迴，還要在從此繼續下去。

也正是經過上述這些實體考察和考古挖掘工做，加之歷代流傳下來的文獻記錄，將這些依據彙總後研究分析，才得出一個最謹慎的結論：咱們不敢說當年長平之戰被殺的趙軍士卒，很少很多卡準了就是45萬整，但確定達到了這一數量級。

河北易縣的燕下都遺址的南側，有十四個封土墩臺。1996年，由於外界環境的風雨侵蝕，其中一個外表封土剝落，露出了裏面的人頭。這些封土墩臺，其實就是「京觀」。

後來，經過作一個小型的探方挖掘，發現每一個墩臺裏都有超過2000顆以上的人頭骨，都是首級，沒有軀幹，且時間比長平之戰發生時間要早，經過與文獻對比，認爲這些「京觀」是燕國子之之亂、或者樂毅伐齊後，燕軍帶回來的齊國俘虜的首級。這說明，當時這種大規模以割取敵人首級計算功勞的方式，不止是秦國，在其餘國家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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