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猿愛上了經濟學《經濟學原理》

在大段經濟學內容以前,先舉出幾個頗有意思的現象、觀點和問題: 
 1.安全帶減小了每次車禍的死亡人數,但卻增長了車禍的次數。淨結果是司機死亡人數變更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數增長了。 
 2.設想你對看一場新放映的電影的評價是10美圓。你用7美圓買了一張票,但在進電影院以前,你丟了票。你應該再買一張嗎?或者你應該立刻回家並拒絕花14美圓看電影?回答是你應該再買一張票。 
 3.爲何好木匠賺的錢只比通常木匠多一些,好的管道工賺的錢只比通常管道工多一些,可是明星賺的錢比通常的演員卻多了幾十倍,幾百倍? 
 4.貧困家庭比通常人更可能經歷無家可歸、毒品依賴、家庭暴力、健康問題、未婚少女懷孕、文盲、失業和教育程度低。貧困家庭成員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成爲犯罪的犧牲品。雖然很難把貧困的緣由與結果分開,但毫無疑問,貧困與各類經濟和社會病症相關。政府如何支配收上來的稅來減小貧窮? 
 5.爲何如今的我是窮的? 
 6.正規教育年限、工做年限、年齡和工做特性,雖然全部這些可衡量的變量正如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影響工人的工資,但在咱們的經濟中它們只能解釋工資變更的不足一半。因爲沒法解釋的工資變更如此之大,因此一些被忽略的變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機遇,應該起着一種重要做用。 
 7.漂亮的收益 
調查發現,更有吸引力的人平均比相貌日常的人收入高5%。那些相貌日常的人比那些被認爲比通常人吸力小的人收入高5%-10%。對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8.一條命值多少錢?你可能得出結論,人的生命是無價的。畢竟,不管給你多少錢,你也不會自願地放棄你的生命或你所愛的人的生命。這個回答其實對於現實問題是毫無心義的。若是咱們真的認爲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咱們就應該在每個街角處都安上紅綠燈。評價人的生命價值的一種較好方法是,觀察要給一我的多少錢他才自願從事有生命危險的工做。 
 9.清新的空氣和清潔的水是什麼價格?你可能以爲這個是基本人權,不該該因經濟考慮而貶低。不多有人願意爲了使環境儘量清潔而接受養分不良、醫療保健缺少成擁擠的住房。這就是說與爲了獲得它們而必須放棄的東西相比,徹底消除污染是不可能的。因而,好的環境實際上是一種奢侈品。 
 10.用於廣告的資源是否是一種社會浪費?品牌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安全

經濟學並非錢不錢,它其實是人們的生存的問題,生存決策。 
  爲了把這一基本問題儘可能簡化,咱們先談魯濱遜漂流到荒島時面對的問題。一開始他什麼都想要。他被雨淋透、冷得發抖、飢渴交加。他須要飲用水、食物、躲雨的地方、防野獸的武器、火、睡覺的窩。他不可能一會兒知足全部這些須要,畢竟一我的的時間、精力或資源都頗有限。他必須先當即解決本身最須要的。比方說,極度焦渴最難耐,因而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作個簡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許的水,緊接着必須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則是之後的事。他或許想去抓魚,爲此,他須要魚鉤魚線,或漁網,並且必須事先準備好這些工具。可是無論他在作什麼事,作這個就作不了那個,他只能把不那麼急迫的事挪到之後再說。他得時時考慮把時間和力氣用在作哪些事情上。 
  在電影《海角一樂園》中,荒島上的那家人比較容易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雖然有更多張嘴巴要吃飯,卻也多了幾個幫手。他們能夠分工做業,例如父親打獵,母親準備餐飯,孩子們拾柴火。但即便在這個家庭裏,也不能不顧事情的輕重緩急而讓某位成員一直作同一件事。當孩子們已經拾了一堆柴火以後,其中一個孩子可能被派去擔水,由於柴火拾多了也用不了。這戶人家也得時時考慮要把力氣用在哪裏,而若是他們有幸擁有獵槍、漁具、船、斧頭、鋸子的話,更得要考慮勞力和資本用在什麼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說,哥哥要是不去抓魚而去幫他拾柴火,他們會拾得更多,這種話必定會被家人戲虐爲蠢話。從上面單獨一人或單獨一家人的故事,咱們能清楚地認識到,某項工做作多了,必定會犧牲其餘全部的工做。這類淺析有時被譏諷爲「魯濱遜經濟學」。工具

成本(機會成本)是爲了獲得它所放棄的東西 
一種東西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爲了獲得這種東西所放棄的其餘東西。你能夠把全部的時間用於學習經濟學;能夠把全部的時間用於學習心理學;也能夠把時間分配在這兩個學科上。你把某一個小時用於學習一門課時,就必須放棄原本能夠學習另外一門課的一小時。並且,對於你用於學習一門課的每個小時,你都要放棄原本可用於睡眠、騎車、看電視或打工賺點零花錢的時間。學習

邊際利益和邊際成本 
  假設一架有2 0 0個座位的飛機橫越國內飛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 0萬美圓。在這種狀況下,每一個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 0萬美圓/ 2 0 0,即5 0 0美圓。立刻就會有人得出結論:航空公司的票價決不該該低於5 0 0美圓。但實際上,航空公司能夠經過考慮邊際量而增長利潤。設想一架飛機即將起飛時仍有1 0個空位,而在登機口等退票的乘客願意支付3 0 0美圓買一張票。航空公司應該賣給他票嗎?固然應該。若是飛機有空位,多增長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雖然一位乘客飛行的平均成本是5 0 0美圓,但邊際成本僅僅是這位額外的乘客將免費消費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軟飲料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錢大於邊際成本,賣給他機票就是有利可圖的。正如這些例子所說明的,我的和企業經過考慮邊際量,將會作出更好的決策。並且,只有一種行動的邊際利益大於邊際成本,一個理性決策者纔會採起這項行動。ui

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 
  安全帶的法律如何影響汽車安全呢?直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一我的繫上安全帶時,重大車禍發生時存活的機率提升了。可是,這並非事情的結束,由於這項法律還經過改變激勵而影響了行爲。相關的行爲是司機開車時的速度和謹慎程度。緩慢而謹慎地開車是有代價的,由於這要耗費司機的時間和精力。安全帶下降了司機的車禍代價,由於它們減小了傷亡的機率。換言之,安全帶減小了緩慢而謹慎地開車的利益。人們對安全帶的反應和對道路情況改善的反應同樣—更快更放肆地開車。這樣,安全帶法律最終的結果是更多的車禍次數。安全開車程度的降低對行人顯然有不利的影響,他們更可能發現本身趕上了車禍,但(與司機不一樣)沒有獲得增長的保護的利益。spa

價格歧視 
  許多電影院對兒童和老年人收取的價格低於其餘觀衆。在競爭市場上很難解釋這個事實。在競爭市場上,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爲兒童和老年人提供一個座位的邊際成本與爲其餘人提供一個座位的邊際成本相同。但若是電影院有某種地區性壟斷力量,並且,若是兒童與老年人對電影票的支付意願低,就很容易解釋這個事實了。在這種狀況下,電影院經過價格歧視增長了利潤。 
  飛機上的座位以許多不一樣價格出售。許多航空公司對週六停留一個晚上的兩個城市間的往返票收取低價格。乍一看這有點使人費解。爲何乘客是否週六停留一個晚上與航空公司有關呢?緣由是這條規定是區分公務乘客和我的乘客的一種方法。公務乘客支付意願高,並且極可能不想週六停留一夜。與此相比,出於我的緣由旅行的乘客支付意願低,並更願意週六停留一晚。所以,航空公司能夠經過對週六停留一夜的乘客收取低價格而成功地實行價格歧視。.net

沉沒成本 
  在你的生活中或許有時有人會對你說「覆水難收」,或者「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這些諺語含有理性決策的深入真理。經濟學家說,當成本已經發生並且沒法收回時,這種成本是沉沒成本。一旦成本沉沒了,它就再也不是機會成本了。由於對沉沒成本無所做爲,當你做出包括經營戰略在內的各類社會生活決策時能夠不考慮沉沒成本。 
  沉沒成本的無關性解釋了實現企業是如何決策的。例如,在80年代初,許多最大的航空公司有大量虧損。美洲航空公司1992年報告的虧損爲4.75億美圓,三角航空公司虧損5.65億美圓,而美國航空公司虧損6.01億美圓。可是,儘管有虧損,這些航空公司繼續出售機票並運送乘客。乍一看,這種決策彷佛讓人驚訝:若是航空公司飛機飛行要虧損,爲何航空公司的老闆不乾脆中止他們的經營呢? 
  爲了理解這種行爲,咱們必須認識到,航空公司的許多成本在短時間中是沉沒成本。若是一個航空公司買了一架飛機並且不能轉賣,那麼,飛機的成本就沉沒了。飛行的機會成本只包括燃料的成本和機務人員的工資。只要飛行的總收益大於這些可變成本,航空公司就應該繼續經營。並且,事實上它們也是這樣作的。 
  沉沒成本的無關性對我的決策也是重要的。例如,設想你對看一場新放映的電影的評價是10美圓。你用7美圓買了一張票,但在進電影院以前,你丟了票。你應該再買一張嗎?或者你應該立刻回家並拒絕花14美圓看電影?回答是你應該再買一張票。看電影的利益(10美圓)仍然大於機會成本。(第二張票的7美圓)。你爲丟了的那張票付的7美圓是沉沒成本。覆水難收,不要爲此而懊惱。設計

政府稅收 
  乍一看,市場經濟的成功是一個謎。尤爲是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一我的追求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自由市場包括大量物品與勞務的許多買者與賣者,而全部人都主要關心本身的福利。儘管是分散的決策和千百萬利己的決策者,但已經證實,市場經濟在以一種促進廣泛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方面很是成功。經濟學家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在他1 7 7 6年出版的著做《國民財富的性質和緣由的研究》中提出了所有經濟學中最有名的觀察結果: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他們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指引,並致使了合意的市場結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隻看不見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當你學習經濟學時就會知道,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用來指引經濟活動的工具。價格既反映了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也反映了生產該物品的社會成本。因爲家庭和企業在決定購買什麼和賣出什麼時關注價格,因此,他們就不知不覺地考慮到了他們行動的社會收益與成本。結果,價格指引這些個別決策者在大多數狀況下實現了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 
  爲何稅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稅收扭曲了價格,也所以扭曲了家庭和企業的決策。這個推論還解釋了租金控制這類直接控制價格的政策所引發的更大傷害。計劃經濟之因此失敗,是由於它們在管理經濟時把市場上那隻看不見的手縛起來了。blog

稅收引發的無謂損失 
  稅收影響人們做出決策。稅收的無謂損失是納稅人經濟福利的減小大於政府增長的收入量。無謂損失是當人們根據稅收激勵,而不是根據他們買賣的物品與勞務的真實成本與收益配置資源時稅收引發的無效率。 
  咱們考慮一個例子。假設喬對一個比薩餅的評價是8美圓,而珍尼對它的評價是6美圓。若是沒有比薩餅稅,比薩餅的價格將反映製造它的成本。讓咱們假設,比薩餅的價格是5美圓,所以,喬和珍尼都選擇買一塊。兩我的都獲得了超過支付量的價值的剩餘。喬獲得消費者剩餘3美圓,而珍尼獲得了消費者剩餘1美圓。總剩餘是4美圓。 
  如今假設政府對比薩餅徵收2美圓的稅,比薩餅的價格上升到7美圓。喬仍然買一塊比薩餅,但如今他的消費者剩餘只有1美圓。珍尼如今決定不買比薩餅,由於比薩餅的價格高於她的評價。政府從喬的比薩餅上獲得2美圓稅收收入。消費者總剩餘減小了3美圓(從4美圓減小爲1美圓)。因爲總剩餘的減小大於稅收收入,稅收有無謂損失。在這種狀況下,無謂損失是1美圓。 
  要注意的是,無謂損失並非來自喬,即納稅的人,而是來自珍尼,即沒有納稅的人。喬的剩餘減小2美圓正好抵消了政府獲得的收入量。無謂損失的產生是因爲稅收使珍尼改變了她的行爲。當稅收提升了比薩餅的價格時,珍尼的情況變壞了,但並無相抵消的政府收入。珍尼福利的這種減小是稅收的無謂損失。生命週期

政府有時能夠改善市場結果 
  第一, 咱們的分析假設,市場是徹底競爭的。可是,在世界上有時競爭是極不徹底的。在一些市場上,只有一個買者或賣者(或一小羣買者或賣者) 能夠控制市場價格。這種影響價格的能力被稱爲市場勢力。市場勢力。能夠使市場無效率,由於它會使價格和數量背離供求均衡。 
  第二,咱們的分析假設,市場結果只與買者和賣者相關。但在世界上,買者和賣者的決策有時影響那些根本個參與市場的人;污染是影響不參與市場的人的市場結果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負做用稱爲外部性,它使市場福利還要取決於買者評價和賣者成本以外的其餘因素。因爲買者與賣者在決定消費和生產時並無考慮這種負做用,因此,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市場均衡多是尤效率的。 
  市場勢力和外部性是被稱爲市場失靈的廣泛現象的例於——市場失靈是一些不受管制的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當市場失靈時,公共政策就有潛力解決這些問題並增長經濟福利。微觀經濟學家耗費許多精力去研究何時會發生市場失靈,以及哪一種政策能最好地糾正市場失靈。當你繼續學習經濟學時,你將會看到,這裏所提出的福利經濟學的工具也很容易適用於那種努力. 
  儘管市場一般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這個規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幹預經濟的緣由有兩類:促進效率和促進平等。這就是說,大多數政策的目標不是把經濟蛋糕作大,就是改變蛋糕的分割。儘管看不見的手一般會使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狀況並不老是這樣。經濟學家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這個術語來指市場自己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狀況。市場失靈的一個可能緣由是外市場失靈:市場自己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狀況。外部性(e x t e r n a l i t y)是一我的的行爲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例如,外部成本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市場失靈的另外一個可能緣由是市場勢力,市場勢力(market power)是指一我的(或一小羣人)不適當地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例如,假設鎮裏的每一個人都須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這口井的全部者並不受殘酷競爭的限制,而正常狀況下,看不見的手正是以這種競爭來制約我的的私利。在存在外部性或市場勢力的狀況下,設計良好的公共政策能夠提升經濟效率。看不見的手也不能確保公平地分配經濟成果。市場經濟根據人們生產其餘人願意買的東西的能力來給予報酬。世界上最優秀的籃球運動員賺的錢比世界上最優秀的棋手多,只是由於人們願意爲看籃球比賽比看象棋比賽付更多的錢。看不見的手並無保證每一個人都有充足的食品、體面的衣服和充分的醫療。許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稅和福利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更平等的經濟福利分配。 
  咱們說政府有時能夠改善市場結果並不意味着它總能這樣。公共政策並非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極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時所設計的政策只是爲了有利於政治上有權勢的人;有時政策由動機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領導人制定。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你判斷何時一項政府政策適用於促進效率與公正,而何時不行。遊戲

共有資源 
  當咱們的故事開始時,大部分時間羊在鎮周圍土地的草場上吃草,這塊地被稱爲鎮共有地。沒有一個家庭擁有土地。相反,鎮裏的居民集體擁有這塊土地,全部的居民被容許在這塊地的草場上放羊。集體全部權很好地發揮做用,由於土地很大。只要每一個人均可以獲得他們想要的有良好草場的土地,鎮共有地就不是一種競爭性物品,並且,容許居民在草場上免費放羊也沒有引發問題。鎮上的每個人都是幸福的。時光流逝,鎮上的人口在增長,鎮共有地草場上的羊也在增長。因爲羊的數量日益增長而土地是固定的,土地開始失去自我養護的能力。最後,土地變得寸草不生。因爲共有地上沒有草,養羊不可能了,並且,該鎮曾經繁榮的羊毛業也消失了。許多家庭失去了生活的來源。 
  什麼緣由引發這種悲劇?爲何牧羊人讓羊繁殖得如此之多。以致於毀壞了鎮的共有地呢?緣由是社會與私人激勵不一樣。避免草地破壞依靠牧羊人的集體行動。若是牧羊人能夠共同行動,他們就應該使羊羣繁殖減小到共有地能夠承受的規模。但沒有一個家庭有減小本身羊羣規模的激勵,由於每家的羊羣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 
  實際上,共有地悲劇的產生是由於外部性。當一個家庭的羊羣在共有地上吃草時,它下降了其餘家庭能夠獲得的土地質量。因爲人們在決定本身有多少羊時並不考慮這種負外部性,結果羊的數量過多。 
若是預見到了這種悲劇,鎮裏能夠用各類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它能夠控制每一個家庭羊羣的數量,經過對羊徵稅把外部性內在化,或者拍賣有限量的牧羊許可證。這就是說,中世紀小鎮能夠用現代社會解決污染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放牧過分的問題。 
  可是,土地的這個例子還有一種較簡單的解決方法。該鎮能夠把土地分給各個家庭。每一個家庭均可以把本身的一塊地用柵欄圈起來,並使之免於過度放牧。用這種方法,土地就成爲私人物品而不是共有資源。在17世紀英國圈地運動時期實際就出現了這種結果。 
  共有地悲劇是一個有通常性結論的故事:當一我的用共有資源時,他減小了其餘人對這種資源的享用。因爲這種負外部性,共有資源每每被過分使用。政府能夠經過管制或稅收減小共有資源的使用來解決這個問題。此外,政府有時也能夠把共有資源變爲私人物品。 
  數千年前人們就知道這個結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土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資源的問題:「許多人共有的東西老是被關心最少的,由於全部人對本身東西的關心都大於與其餘人共同擁有的東西。」

超級明星現象 
  雖然大多數演員賺得不多,並且還不得不從事侍者這樣的工做來養家餬口,但演員金?凱利(Jim Carrey) 1995年賺了2900萬美圓。一樣,當大部分人把打籃球做爲消遣不拿一分錢時,爲洛杉磯湖人隊打球的沙奎裏?奧尼爾(Shaquille O’Neal)每一年的薪水爲1700萬美圓。金?凱利和沙奎裏?奧尼爾在他們的領域中是超級明星,他們極受公衆關注就反映在天文數字般的收入上。 
  爲何金?凱利和沙奎裏?奧尼爾賺的錢這麼多呢?在一些職業內存在收入差距並不奇怪。好木匠賺的錢比通常木匠多,好的管道工賺的錢比通常管道工多。人們的能力與努力程度不一樣,這些差異引發收入差異。但最好的木匠和管道工沒有像演員和運動員中常見的那樣賺到幾百萬美圓。用什麼來解釋這種差異呢? 
  爲了解釋金?凱利和沙奎裏?奧尼爾的鉅額收入,咱們必須考察他們出賣本身勞務的市場的特徵。超級明星產生在有兩個特色的市場上: 
  ◎市場上每位顧客都想享受最優生產者提供的物品。 
  ◎使最優生產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顧客提供物品成爲可能的是生產這種物品所用的技術。 
  若是金?凱利是最風趣的演員,那麼,每一個人都想看他的下一部影片;看兩遍風趣性只有凱利一半的演員的電影也不如看凱利的一部。此外,每一個人都享受金?凱利的喜劇也是可能的。由於生產一部電影的拷貝是很容易的,金?凱利能夠同時向數百萬人提供他的服務。一樣,因爲湖人隊的比賽在電視上播出,幾百萬球迷能夠享受沙奎裏?奧尼爾精湛的球藝。 
  如今咱們能夠說明,爲何不存在超級明星木匠與管道工。在其餘條件相同的狀況下,每一個人都會喜歡僱傭最好的木匠,但與一個電影演員不一樣,一個木匠只能爲有限的顧客提供他的勞務。雖然最好的木匠也能獲得比通常木匠高一些的收入,但普通木匠也仍能過上好日子。

政府對貧窮的政策 
功利主義 
  政府的正確目標是使社會每個人的效用總和最大化。一個窮人額外一美圓收入給這我的所帶來的額外效用大於富人額外一美圓帶來的效用看來是合理的。換句話說,隨着一我的收入增長,從增長的一美圓收入中獲得的額外福利是減小的。這個彷佛有道理的假設與功利主義者總效用最大化的目標一塊兒,意味着政府應該努力達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這種功利主義者的觀點彷佛意味着,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稅收,而收入低的人獲得收入轉移。但稅收扭曲了激勵,並引發無謂損失。若是政府經過高所得稅和減小轉移支付拿走了一我的能夠賺到的額外收入,皮特和保羅勤奮工做的激勵都變小了。當他們工做減小時,社會收入減小了,總效用也減小了。功利主義的政府必須使更大平等的好處與扭曲激勵的損失平衡。所以,爲了使總效用最大化,政府不能使社會徹底平等。 
  一個有名的寓言說明了功利主義者的邏輯。設想皮特和保羅是在沙漠上不一樣地方的飢渴旅行者。皮特的綠洲有許多水;保羅的地方水不多。若是政府能夠無成本地把一個綠洲的水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就能夠經過使兩個地方的水量平等化而使水帶來的總效用最大化。但假設政府只有一個漏水的桶。當它把水從一個地方運到另外一個地方時,運輸中有一些水損失了。在這種狀況下,功利主義的政府仍然努力把水從皮特那裏運到保羅那裏,但這還要取決於保羅的飢渴程度和漏多少水。然而,在只有一隻漏水的桶時,功利主義的政府並不想達到徹底平等。 
自由主義 
  設想在咱們任何一我的出生以前,咱們到一塊兒開會設計統治社會的規則。這時咱們對咱們每一個人生活的終點將如何結束都一無所知。一我的不知道本身結果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層、最下層仍是中間層,他會認爲何樣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羅爾斯認爲,處於原始狀態下的人會特別關注處於收入分配最低層的可能性。所以,在設計公共政策時,咱們的目標應該是提升社會中最差的人的福利。這就是說,不是像功利主義者所主張的使每一個人效用的總和最大化,羅爾斯要使最小效用最大化。羅爾斯的規則被稱爲最大化標準。 
  因爲最大化標準強調的是社會上最不幸的人,因此,它證實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確的。經過把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社會增進了最不幸者的福利。可是,最大化標準並不會致使一個徹底平等的社會。若是政府努力使收入徹底平等化,人們就沒有勤奮工做的激勵,社會的總收入將大大減小,並且,最不幸者的情況確定會更惡化。所以,最大化標準仍然容許收入不對稱,由於這種不對稱能夠加強激勵,從而提升社會幫助窮人的能力。然而,因爲羅爾斯的哲學只重視最不幸的社會成員,因此它要求的收入再分配比功利主義者更多。 
  羅爾斯的觀點是有爭議的,但他提出的思想試驗很是引人注目。特別是這種思想試驗使咱們把收入再分配做爲社會保險的一種形式。選擇向富人徵稅以補助窮人的政策時,咱們就爲本身成爲窮人家庭成員的可能性進行了保險。因爲人們不喜歡風險,因此咱們應該爲本身出生在一個給咱們提供了保險的社會而感到慶幸。 
自由意志主義 
  機會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他們認爲,政府應該強調我的的權利,以確保每一個人有一樣使用本身才能並得到成功的機會。一旦創建了這些遊戲規則,政府就沒有理由改變所引發的收入分配。 
  當收入分配是以不公正手段達到的時候,例如,當一我的偷了另外一我的的東西時,政府有權力也有義務解決這個問題。可是,只要決定收入分配的過程是公正的,所引發的分配不管如何不平等都是公正的。

貧窮的頑症 
  貧困是一種影響全部人口集團的經濟病症。雖然經濟增加增長了通常家庭的收入,但不平等的增加使最窮的家庭沒有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果實。 
  正如咱們剛剛說明的,政治哲學家對政府在改變收入分配中應該起什麼做用有各類觀點。大部分選民中的政治爭論反映了相似的分歧。儘管這些爭論仍在繼續,但大多數人認爲,起碼政府應該幫助那些最須要幫助的人。根據一個廣爲人知的比喻,政府應該提供一個「安全網」,以使任何一個公民免於陷入極度貧困。 
  貧困是決策者面臨的一個最困難問題。貧困家庭比通常人更可能經歷無家可歸、毒品依賴、家庭暴力、健康問題、未婚少女懷孕、文盲、失業和教育程度低。貧困家庭成員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成爲犯罪的犧牲品。雖然很難把貧困的緣由與結果分開,但毫無疑問,貧困與各類經濟和社會病症相關。假設你是一個政府決策者,你的目標是減小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數。你應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咱們這裏考慮一些你會考慮的政策選擇。正如你將看到的,雖然這每一種選擇都會幫助一些人脫貧,但沒有一種選擇是完美的,要肯定哪種選擇最好並不容易。 
  經濟的收入如何分配,並討論了在解釋所衡量的不平等時遇到的問題。咱們如今轉向政策問題:政府對經濟不平等應該作些什麼? 
最低工資法 
  規定僱主支付給工人的最低工資老是爭論的來源。支持者把最低工資做爲幫助工做的窮人而政府又不用花錢的一種方法。批評者把最低工資當作是對它想幫助的人的一種傷害。 
  對那些技能水平低和經驗不足的工人來講,高的最低工資迫使工資高於供求平衡的水平。所以它提升了企業的勞動成本,並減小了這些企業需求的勞動量。結果是受最低工資影響的這些工人集團的高失業。雖然那些仍然就業的工人從較高工資中受益,但那些本來在較低工資時能就業的工人情況變壞了。 
  這些影響的大小關鍵取決於需求彈性。支持高水平最低工資的人認爲,不熟練勞動的需求是較爲缺少彈性的,所以,高水平最低工資所減小的就業是微不足道的。批評最低工資的人認爲,勞動需求較爲富有彈性,特別是在企業能夠更充分地調整就業與生產的長期中更是如此。他們還注意到,許多最低工資工人是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少年,所以,高水平最低工資做爲幫助窮人的一種政策並無徹底達到目標。 
福利 
  提升窮人生活水平的一種方法是政府補貼他們的收入。政府這樣作的主要方法是經過福利制度。福利是包括多種政府計劃的一個廣義術語。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補貼(AFDC)是一項幫助有子女但沒有養家的成年人家庭的計劃。在一個典型的AFDC家庭中,沒有父親,而母親在家撫養小孩。(在1996年的福利改革方案中,AFDC計劃開始出現重大變更,相應的新聞摘錄中討論了這一點。)另外一項福利計劃是補貼性保障收入(SSI),它爲有病或殘疾窮人提供幫助。要注意的是,在這兩項福利計劃中,僅僅是收入低的窮人並不能有資格得到幫助。他還應該知足一些額外「要求」,例如,有小孩或者殘疾。 
  對福利計劃的廣泛批評是,它引發了人們變成「須要幫助者」的激勵。例如,這些計劃會鼓勵家庭破裂,由於許多家庭只有沒有父親才符合經濟幫助的標準。這個計劃也會鼓勵未婚生育,由於對許多窮人來講,單身婦女只要有孩子就符合幫助的資格。因爲貧窮,單身母親就是貧困問題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並且,因爲福利計劃彷佛增長了窮人,即單身母親的數量,因此批評福利制度的人斷言,這些政策惡化了它們本來打算解決的問題。 
  福利制度潛在的問題有多嚴重?沒有一我的知道確切的狀況。福利制度的支持者指出,做爲貧困的單身母親依靠福利充其量也是艱難度日,並且他們懷疑若是不是無可奈何這種制度會鼓勵許多人追求這種生活。此外,長期趨勢有時也不支持福利制度批評者所提出的觀點,即雙親家庭的減小主要是福利制度的象徵。自從70年代初以來,福利津貼(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後的)一直在降低,但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兒童的百分比上升了。 
負所得稅 
  當政府選擇一種制度來徵稅時,它就影響了收入分配。在累進所得稅的狀況下這顯然是正確的,這種稅制下,高收入家庭收入中納稅的百分比大於低收入家庭。 
  許多經濟學家建議用負所得稅來補貼窮人的收入。根據這種政策,每一個家庭都要向政府報告本身的收入。高收入家庭根據他們的收入納稅。低收入家庭將獲得補助。換句話說,他們將「支付」一種「負稅」。 
反貧窮計劃和工做激勵 
  許多旨在幫助窮人的政策可能對鼓勵窮人依靠本身的力量脫貧有意想不到的不利影響。爲了說明這一點,讓咱們來看看下面一個例子。假設一個家庭維持合理的生活水平須要15000美圓。再假設出於對窮人的關心,政府承諾每一個家庭都有這個收入。不管一個家庭賺多少錢,政府補足收入和15000美圓之間的差額。你預期這種政策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種政策的激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工做收入在15000美圓如下的人沒有找工做和保持工做的激勵。這我的每賺到1美圓,政府就會減小1美圓的收入補貼。實際上,政府對增長的收入徵收100%的稅。有效邊際稅率爲100%的政策一定會招致巨大的無謂損失。 
  這種高有效稅率的不利影響會一直存在下去。一個被鼓勵不工做的人失去了工做中提供的在職培訓。此外,他的孩子也不能經過觀察有全職工做的父母而學到一些經驗,而這可能對他們本身找工做和保持工做的能力有不利的影響。 
  雖然咱們已經討論的反貧窮計劃是假設的,但並非像乍看起來那樣不切實際。福利、醫療援助、食品券和勞動收入稅收減免都是旨在幫助窮人的計劃,並且這些計劃與家庭收入相關。隨着一個家庭收入增長,該家庭就變得不符合這些計劃的資格。當把全部這些計劃放在一塊兒時,這些家庭面臨有效邊際稅率極高是常見的。有時,有效邊際稅率甚至超過100%,以至當貧窮家庭受贈到更多錢時,他們的情況變壞了。經過努力幫助窮人,政府鼓勵這些家庭不工做。根據反貧困計劃批評者的見解,這些計劃改變了工做態度,並創造了一種「貧困文化」。 
  對這個問題彷佛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隨着貧困家庭收入增長,逐漸減小對他們的津貼。例如,若是一個貧困家庭每賺1美圓就減小30美分津貼,那麼,它就面臨30%的有效邊際稅率。這種實際稅負在某種程度上減小了工做努力,但並無徹底消除對工做的激勵。 
  這種解決方法的問題是,它會大大增長反貧困計劃的成本。若是隨着貧困家庭收入增長逐漸減小津貼,那麼,正好在貧困水平以上的家庭也有資格獲得大量津貼。津貼的減小越慢,符合津貼資格的家庭越多,這個計劃的成本也越大。所以,決策者面臨着用高有效邊際稅率增長窮人負擔,與用高成本減小貧困計劃增長納稅人負擔之間的交替關係。 
旨在幫助窮人的計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負效應。其中之一就是鼓勵窮人不儲蓄。下面這篇文章描述了一位享受福利的母親在她想用一些錢未雨綢繆時會發生什麼狀況。 
  對享受福利的父母來講,超支是合法的,但儲蓄就不能享受福利。節約一分錢就是賺一分錢。這是正常狀況。 
  以格里斯?卡波蒂羅來講,她是一個36歲的母親,真正精於勤儉治家。爲了節省衣服開支,卡波蒂羅太太穿的衣服大可能是在舊貨店買的。爲了節約日用品支出,她買了一些67美分一盒的鹹餅乾和39美分一筒的雞湯罐頭儲存起來。 
  當卡波蒂羅太太5歲的女兒米契爾要一個洋娃娃做爲聖誕節禮物時,她母親沒進玩具反斗城,在這裏一個洋娃娃的零售價爲19.99美圓。相反她在一家名爲古德溫舊貨店中找到一個1.89美圓的洋娃娃。她把這個洋娃娃洗乾淨,並在頭髮上繫了一條粉紅色的緞帶,而後送給米契爾。卡波蒂羅太太在古德溫舊貨店還找到了很受歡迎的土豆頭先生玩具,這是一種拼裝起來的塑料玩具,而後把它一片片裝起來。她只花了79美分,又節省了3.18美圓。 
  卡波蒂羅太太這種節儉的策略幫助她在最近4年中有了一個3000美圓以上的儲蓄帳戶。她的目標是存到足以買一臺新洗衣機的錢,也許有一天還要幫助米契爾上大學。在某種程度上,這使她在她堅毅的北邊鄰居中成爲一個賢慧的模範,她的知名度比她的高尚志向還要廣。但也存在一個麻煩:卡波蒂羅太太享受福利——每個月440美圓,加60美圓食品券——而把公共補助的錢儲蓄起來違背了法律。當福利官員發現這一點後,他們迅速採起行動。他們起訴卡波蒂羅太太的儲蓄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 
  上個月,米爾瓦基縣社會服務部把她帶到法院,控訴她欺詐,並要求她交回儲蓄——總計15545美圓。卡波蒂羅太太說她不知道這一點,但根據聯邦政府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補貼計劃,當她在1985年儲蓄達到1000美圓的那一天時就不符合補貼資格了。 
  山姆大叔要收回錢。

收入分配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社會的收入分配問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最富的人的收入不超過最窮的人的收入的4倍。雖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難的,但顯然咱們社會的不平等已大大超過了柏拉圖的建議。 
  經濟學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時能夠改善市場結果。可是,對於應該如何把這一原理運用到收入分配中不多有什麼一致見解。如今的哲學家和決策者對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爲合意可取,或者甚至對公共政策是否應該以改變收入分配爲目的,見解並不一致。公共政策的許多爭論反映了這種不一致。例如,當稅收提升時,法律制定者就會爲稅收應該落在富人身上多少,中產階級身上多少,以及窮人身上多少而爭論不休。

爲何如今的我是窮的? 
  在人的一輩子中收入變更很大。一個年輕工人,尤爲是還在學校的年輕工人,收入是低的。隨着工人年齡變大和經驗增長,收入在增長,在50歲左右達到最高,而後在工人65歲退休時收入大幅度減小。這種有規律的收入變更型式被稱爲生命週期。 
  因爲人們能夠以借款與儲蓄來平緩收入的生命週期變更,因此他們在任何一年中的生活水平對一輩子收入的依賴大於對那一年收入的依賴。年輕人也許爲了上學或買房子而借款,而後在他們之後收入增長時償還這些貸款。人們在中年時有最高儲蓄率。因爲人們能夠根據退休預期來儲蓄,在退休時收入大大減小並不必定會引發生活水平的類似下降。

能力、努力和機遇 
  爲何主要棒球聯盟的運動員獲得的收入高於次要棒球聯盟的運動員?能夠肯定,高工資並非補償性工資差異。在主要棒球聯盟裏打球並非一件不如在次要棒球聯盟裏打球愉快的工做;實際上,狀況正好相反。主要棒球聯盟並不要求讀過許多年書或更有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棒球聯盟的運動員賺錢更多隻是由於他們有更大的天賦能力。 
  對全部職業的工人,天賦能力都是重要的。因爲先天遺傳和後天培養,人們的體力與腦力都不同。一些人強壯,另外一些人瘦弱。一些人聰明,另外一些人差一點。一些人在社會場合中是外向的,另外一些人是內向的。這些與其餘我的特徵決定了工人的生產率,所以在決定他們賺得的收入中起着做用。 
  與能力密切相關的是努力。一些人工做勤奮,另外一些人懶散。看到那些工做勤奮的人生產率更高和工資更高咱們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企業直接按人們生產多少支付報酬。例如,銷售人員一般是按他們完成的銷售額百分比獲得報酬。在另外一些時候,勤奮工做卻並不直接以高年薪和津貼的形式獲得報酬。 
  在工資的決定中機遇也起着做用。若是一我的進商業學校學習如何修理真空管電視機,之後發現因爲晶體管電器的發明這種技能已通過時了,與其餘受過教育年限類似的人相比,他賺到的工資低。這個工人的低工資是因爲機遇——一種經濟學家認可,但並無深人論述的現象。 
  能力、努力和機遇在決定工資的過程當中有多重要呢?這是很難說的,由於能力、努力和機遇很難衡量。但間接的證據代表,它們是很是重要的。當勞動經濟學家研究工資時,他們把工人的工資與這些可衡量的變量——正規教育年限、工做年限、年齡和工做特性——聯繫起來。雖然全部這些可衡量的變量正如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影響工人的工資,但在咱們的經濟中它們只能解釋工資變更的不足一半。因爲沒法解釋的工資變更如此之大,因此一些被忽略的變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機遇,應該起着一種重要做用。

漂亮的收益 
  更有吸引力的人平均比相貌日常的人收入高5%。那些相貌日常的人比那些被認爲比通常人吸力小的人收入高5%-10%。對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一種解釋是漂亮的外貌自己也是決定生產率和工資的內在能力之一。一些人生來就有電影明星的氣質,另外一些人則沒有。在任何一種工人要在公衆面前露面的工做中,漂亮的外貌都是有用的——例如表演、推銷和侍者。在這種狀況下,有吸引力的工人對企業的價值比沒有吸引力的工人更大。企業對有吸引力的工人願意支付更多,反映了其顧客的偏好。 
  第二種解釋是報告中的漂亮是對其餘類型能力的間接衡量。一個看來頗有吸引力的人還取決於遺傳以外的其餘因素。它還取決於服裝、髮型、我的舉止,以及其餘能夠控制的氣質。也許在調查談話中成功地設計了有吸引力形象的人也是在其餘工做中成功的有文化的人。 
  第三種解釋是漂亮貼水是一種歧視。

一條生命值多少錢? 
  設想你被選爲大家本地鎮委員會成員。本鎮工程師帶着一份建議到你這裏來了:本鎮能夠花1萬美圓在如今只有禁行標誌的十字路口創建並經營一個紅綠燈。紅綠燈的收益是增長安全。工程師根據相似十字路口的數據估算,在整個紅綠燈使用期間能夠使死亡於車禍的危險從1.6%下降到1.l%。你應該花錢修這個新紅綠燈嗎?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你又回到成本-收益分析。但你立刻就遇到一個障礙:若是你要使成本與收益的比較有意義,就必須用同一種單位來衡量成本與收益。成本能夠用美圓衡量,但收益一一拯救一我的生命的可能性——不能直接用貨幣來衡量。爲了做出決策,你不得不用美圓來評價人的生命。 
  開始,你可能得出結論,人的生命是無價的。畢竟,不管給你多少錢,你也不會自願地放棄你的生命或你所愛的人的生命。這代表,人的生命有無限的美圓價值。 
  可是,對於成本-收益分析而言,這個回答引發了毫無心義的結果。若是咱們真的認爲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咱們就應該在每個街角處都安上紅綠燈。一樣,咱們應該要求每個人都開有全套最新安全設備的大型車,而不開沒什麼安全設備的小型車。但並非每一個路口都有紅綠燈,並且,人們有時選擇購買沒有防撞氣囊或防抱死剎車的小型汽車。不管在公共仍是私人決策中,咱們有時爲了節約一些錢願意用本身的生命來冒險。 
  每個人都但願避免車禍。但要達成這個目的,須要付出多少成本? 
  一旦咱們接受了一我的的生命有其隱含的美圓價值的思想,咱們能夠如何肯定這種價值是多少呢?有一種法院在判決過失致死賠償案,時所用的方法,這種方法是考察一我的若是活着能賺到的總錢數。經濟學家常常批評這種方法。這種方法有一個意料不到的含義:退休者和殘疾人的生命沒有價值。 
  人的生命價值的一種較好方法是,觀察要給一我的多少錢他才自願從事有生命危險的工做。例如,不一樣職業的死亡率是不一樣的。高樓大廈上的建築工人所面臨的死亡危險就大於辦公室的工做人員。經過比較職業風險、受教育程度、經驗不一樣的工資和其餘工資決定因素,經濟學家能夠得出人們對本身生命評價的某些含義。用這種方法研究的結論是,一我的生命的價值約爲1000萬美圓。 
  如今咱們回到原來的例子,並答覆工程師。紅綠燈減小的車禍死亡危險爲0.5%。所以,安裝紅綠燈的預期收益是0.005×1000萬美圓,或5萬美圓。這種收益估算大於成本二萬美圓,因此,你批准該項目。

環境是奢侈品 
  把污染變成一種可交易商品的思想並不新鮮。本世紀初,一位名叫A.C.庇古的教授就認爲,應該肯定清潔空氣和水的市場價格,並將之包括在污染者的支出中,這種支出和勞動與材料的成本同樣。可是,直到1975年美國環境保護署才經過受權給地區空氣質量管制機構,容許公司買賣污染信用證而創建了一個有限的污染市場…… 
  」咱們不能讓任何人選擇付費污染。」這是參議員艾德蒙?馬斯基(Edmund Muskie)在1971年做出的評論,這反映了一些環保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認爲,清新的空氣和清潔的水是基本人權,不該該因經濟考慮而貶低。你怎麼能給清新的空氣和清潔的水肯定價格呢?他們聲稱,環境如此之重要,以致於不管代價多大,咱們都要儘量保護它。 
經濟學家不多贊同這種觀點。清新的空氣和清潔的水確定有價值。可是,必須把它們的價值與其機會成本相比——這就是說與爲了獲得它們而必須放棄的東西相比,徹底消除污染是不可能的。想要徹底消除污染就要把許多使咱們享有高生活水平的技術進步顛倒過來。不多有人願意爲了使環境儘量清潔而接受養分不良、醫療保健缺少成擁擠的住房。 
  經濟學家認爲,一些環保積極分子沒有從經濟學角度思考問題而傷害了本身。實際上,環境是一種奢侈品:富國能夠比窮國享有更清潔的環境,所以,也有更嚴格的環境保護。就像其餘物品的需求同樣,清潔空氣和水的需求也要對價格做出反應。環境保護的價格越低,公衆也越想要保護環境。用污染許可證和庇古稅的經濟方法下降了環境保護的成本。所以,它增長了公衆對清潔環境的需求。

廣告 
  許多種廣告不多有廣告所宣傳產品的明顯信息。考慮一個引進一種新早餐麥片的企業。典型的廣告會是某個高薪演員正在吃麥片,並感嘆味道好極了。這個廣告真正提供了多少信息呢? 
  回答是:可能比你能想到的還多。廣告的擁護者認爲,即便看起來沒有什麼信息的廣告,實際上也會告訴消費者關於產品質量的某些信息。企業願意用大量的錢來作廣告,這自己就向消費者傳遞了一個所提供產品質量的信號。 
  考慮兩個企業——波斯特和凱洛格——所面臨的問題。每一個公司都將有新麥片上市,每盒銷售價格爲3美圓。爲了使事情簡單,咱們假設,生產麥片的邊際成本是零,所以,3美圓全是利潤。每一個公司都知道,若是把1000萬美圓用於廣告,就能有100萬消費者試用本身的新麥片。並且,每個公司都知道,若是消費者喜歡麥片,他們就不是買一次,而是買許屢次。 
  先來考慮波斯特的決策。根據市場研究,波斯特知道,它的麥片味道通常。雖然廣告能使100萬個消費者每人買一盒,但消費者很快就會知道,麥片並不怎麼好,並再也不購買了。波斯特決定,支付1000萬美圓廣告費而只獲得300萬美圓銷售額並不值得。所以,它不打算作廣告。它讓廚師回廚房找另外一種口味。 
  另外一方面,凱洛格知道,它的麥片極棒。嘗試過它的每個人第二年每月會買一盒。所以,1000萬美圓的廣告費能帶來3600萬美圓的銷售額。在這裏,廣告有利可圖,是由於消費者會反覆購買凱洛格的好產品。所以,凱洛格選擇作廣告。 
  咱們已經考慮了兩個企業的行爲,如今來考慮消費者的行爲。咱們從斷言消費者傾向於嘗試他們從廣告上看到的新麥片開始。但這種行爲是理性的嗎?消費者會嘗新麥片僅僅是由於賣者選擇了作廣告嗎? 
實際上,消費者嘗試他們從廣告上看到的新產品是徹底理性的。在咱們的故事中,消費者決定嘗試凱洛格的新麥片,由於凱洛格作了廣告。凱洛格選擇作廣告,是由於它知道它的麥片極棒,而波斯特選擇不作廣告,是由於它知道,它的麥片很日常。凱洛格經過爲廣告支付貨幣的意願向消費者傳遞了其麥片質量的信號。每個消費者會十分敏感地想到:「孩子,若是凱洛格公司願意用這麼多錢爲這種新麥片作廣告,那麼它確定是好的。」 
  這種廣告理論最使人驚訝的是,廣告的內容是無關的。凱洛格經過它爲廣告支出的意願傳遞了其產品質量的信號。廣告說什麼並不像消費者知道廣告昂貴那麼重要。與此相比,便宜的廣告在向消費者表示質量上不可能有效。在咱們的例子中,若是廣告宣傳用了不足300萬美圓,波斯特和凱洛格均可以用廣告來推銷它們的新麥片。因爲好東西和通常東西都作廣告,消費者不能從作廣告這一事實中瞭解新麥片的質量。長期以來,消費者就學會了不理會這種便宜廣告。 
  這種理論能夠解釋爲何企業會給著名演員大筆錢來作廣告,而從表面上看,彷佛又根本沒有提供什麼信息。信息並不在廣告的內容中,而簡單地在於廣告的存在與昂貴中。 
品牌 
  廣告與品牌的存在密切相關。在許多市場上,有兩種類型企業。一些企業出售有普遍知名度的產品,而另外一些企業出售無品牌的替代品。例如,在一個普通藥店裏,你能夠在拜爾阿司匹林旁的貨架上找到無品牌的阿司匹林。在一個普通雜貨店中,你能夠在百事可樂旁邊找到不太熟悉的可樂。最多見的狀況是,有品牌的企業花的廣告費更多,並且產品收取的價格也高。 
  正如對廣告經濟學存在分歧同樣,對品牌經濟學也存在分歧。咱們來考慮爭論的雙方。 
  品牌的批評者認爲,品牌使消費者感受到的差異大於實際存在的差異。在許多狀況下,無品牌的物品與有品牌的物品幾乎沒法區分。這些批評者斷言,消費者對有品牌物品支付意願更大是廣告引發無理性的一種形式。壟斷競爭理論的早期創立者之1、經濟學家愛德華?張伯倫(Edward Chamberlin)從這種觀點中得出的結論是,品牌對經濟是一件壞事。他主張,政府應該經過拒絕實施公司用來標誌他們產品的排他性商標來限制使用品牌。 
  近年來,經濟學家對品牌的擁護是認爲品牌是消費者保證他們購買的物品高質量的一種有用方法。有兩種相關的觀點。第一,品牌給消費者提供了在購買前不易判斷質量的產品質量的信息。第二,品牌向企業提供了保持高質量的激勵,由於企業保持本身品牌的聲譽有經濟目的。 
  爲了說明這些觀點在實踐中如何起做用,咱們來考慮一個著名的品牌:麥當勞漢堡包。設想你開車經過一個不知名的小鎮,並想停下來吃飯。你看到了麥當勞和旁邊一個當地餐館。你會選擇哪個呢?當地餐館可能實際上以低價格提供好食物,但你沒法知道這一點。與此相比,麥當勞在許多城市提供統一的產品。它的品牌做爲判斷你要買的物品質量的方法是有用的。 
  麥當勞的品牌還保證了該公司有保持質量的激勵。例如,若是某個顧客因爲吃了麥當勞出售的壞食品而生病了,新聞就會傷害該公司。麥當勞就會失去以多年昂貴廣告創建起來的有價值的聲譽。結果,它不只會失去出售壞食物那家店的銷售額和利潤,並且會失去全國許多家店的銷售額和利潤。與此相比,若是一些顧客因爲吃當地餐館出售的壞食物而生病了,這些餐館就不得不關門,但損失的利潤少得多。所以,麥當勞確保本身食物安全的激勵更大。 
  品牌爭論的中心在於消費者對品牌產品的偏好大於無品牌的替代品是否是理性的。品牌的批評者認爲,品牌是無理性消費者對廣告反應的結果。品牌擁護者認爲,消費者有充分的理由爲有品牌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由於他們更信任這些產品的質量。

轉發自:https://blog.csdn.net/czyv587/article/details/7882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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