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國家的經濟波動與社會發展

近幾十年來，可持續發展、人類發展等概念得到更普遍的認同，對社會發展問題的關注明顯加強。（注：在發佈反映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情況《世界發展報告》的十幾年以後，開始出現評價世界各國社會發展情況的報告，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自1990年開始發佈《人類發展報告》。）問題不在於經濟增加是否重要。經濟增加無疑很是重要，由於它是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是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物質前提。可是，強調社會綜合發展的觀點認爲，經濟發展的模式或質量至少一樣重要，由於正是它們決定着經濟發展最終目標的實現，即全體人類生存和福利情況的不斷改善。
　　從縱向上說，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軌跡基本吻合，而橫向比較代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人文發展水平也較高，反之亦然。可是，另外一方面，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並非同義語，二者之間不具備徹底的對等或比例關係。處於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社會發展方面依然存在差異，二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很多見。有趣的是，社會發展指標在發達國家每每比較接近，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存在更大差異，包括那些處於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
　　這個觀察並不出人意料。有研究代表，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決定一國人口生存情況中發揮不可替代的做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發展指標就越有可能落在經濟發展指標的後面，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若是那裏的收入分配比較平等，同時伴隨可行的社會福利措施，它們的社會發展指標每每顯著優於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有的甚至超過比本身遠爲富裕的國家。在亞洲，經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國和斯里蘭卡，它們儘管都屬於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但在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使它們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個獲得普遍關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
　　本文討論前計劃經濟國家在創建市場經濟的過程當中社會發展變更趨勢，探討這些變更與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軌之間的關係。應該認可，判斷社會發展不如判斷經濟增加那麼一目瞭然，緣由之一是衡量標準比較複雜。本文第一部分討論人口發展，第二部分討論社會發展，第三部分討論體制轉軌、經濟增加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最後是簡要的結論。
　　　　人口發展指標的變更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前後走上市場化道路。這個轉軌過程以創建市場經濟爲目標，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進下，對社會經濟體制進行了從新安排，引發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入變化。因爲各國初始條件、改革戰略、具體政策以及國際環境等方面的不一樣特色，體制轉軌的後果差別很大。
　　首先，各國的經濟表現截然不同，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從經濟增加速度看，中國和越南無疑屬於最成功的，改革以來維持了較高的年平均增加率，相反，中亞和中東歐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生產驟然下滑的劇烈痛苦。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前後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國家得到了連續幾年的增加勢頭，另外一些國家仍處於低迷狀態，但大部分國家都未恢復到轉軌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尤爲在前蘇聯地區。
　　其次，各國人口發展平均指標發生了不一樣方向的變更。這些指標一般表如今如下幾方面：(1)富裕程度，代表人口平均擁有的物質財富，一般表現爲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費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擁有量以及人均我的儲蓄等。(2)能力指標，代表人口的社會平均行爲能力，其中首先是預期壽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這些指標對人類生命相當重要，由於人必須首先活着纔能有所行動，而在活着的人當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爲能力上一般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現代社會，人類潛能的充分發揮愈來愈依靠經過教育得到知識和技能，所以，廣泛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強弱的重要標準。(3)人口變更指標，例如生育率、結婚、離異等，這些雖然是我的行爲，但整體變更趨勢每每與社會大環境有關，折射人口對將來的預期，這在社會處於相對動盪時期尤爲明顯。
　　從這幾方面來看，各國的變更大致與本國經濟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標隨經濟業績起伏。以亞洲轉軌國家爲例，；冒天啓主筆，朱玲、羅德明副主筆：《經濟轉軌與社會發展》，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經濟高速增加的國家例如中國和越南，隨着人均收入增長，與經濟資源總量有關的全部指標都獲得改善，例如人均熱量攝入以及人均消費品、居住面積、公共消費品等。物質條件的改善有利於提升人均預期壽命，下降嬰兒死亡率，提升入學率。應該認可，這些方面的變化不徹底取決於經濟總量的變更，不管在中國仍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標的改善跟不上經濟增加步伐，甚至出現種種問題，但就整體而言，仍是向前發展的。
　　中國和越南的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小。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大量人口脫貧具備世界意義。過去一二十年間，包括很多轉軌經濟在內，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貧困人口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長。在這種狀況下，若是沒有東亞一些國家尤爲是中國貧困人口的大幅度減小，整個世界的反貧困成績無疑更加遜色。轉軌開始的最初幾年，中亞和東中歐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人口福利情況急劇惡化。經濟下滑越劇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降低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負面影響就越嚴重，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貧困，使各國在必定時期內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所謂「過渡性貧困」問題。物質條件的惡化還致使教育、醫療等領域資源萎縮，影響人口社會能力的提升。因爲經濟降低持續時間較短，或者因爲政府採起了某些補救措施減輕衝擊，一些國家避免了更壞的後果，但另外一些國家就不那麼幸運了。在俄羅斯，人口預期壽命大大降低，尤爲男性人口，由此形成的人口數量減小不亞於一場戰爭。儘管各國狀況不一樣，但總的說來，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遭受的嚴重挫折，或者說市場轉軌的代價之高，超過了大多數人的預料。
　　轉軌國家人口福利的變化改變了它們在世界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1990年以來，中國在人類發展中的排名繼續上升。在中亞和東中歐，經濟轉軌帶來的損失使大部分國家排名大幅度降低，其中，俄羅斯和烏克蘭1990年以來降低了20個名次，摩爾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降低了30多個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蘭的排名有所上升。
　　總的說來，上述人口福利指標的變更與經濟發展情況直接相關。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增加的做用是決定性的，假定人口數量必定，經濟增加擴大了財富總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資源，從而爲人類發展創造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但另外一方面，人均或總體指標並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發展的所有真實面貌，有時甚至掩蓋了社會現實，由於現實中生活着的是具備性別、年齡等特色和各類社會屬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經濟增加可否最大限度地爲全社會分享，可否轉化爲相應的人類社會發展，最終都會在社會成員的相互關係上表現出來，這些關係自己一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
　　　　社會發展情況

　　固然，這種排名受各類因素的影響，包括歸入國家的數量、衡量標準等，所以，未必徹底反映世界現狀，但在轉軌過程當中，權錢交易、少數人合夥瓜分資源的猖獗倒是不爭的事實，這不能不致使大面積腐敗。在中國，嚴重腐敗甚至變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公衆中引發強烈不滿。（注：見×××：《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各年度版。）腐敗是對公平的經濟活動、公正的政治運做以及社會安全的嘲諷。難以遏止的腐敗爲擴大貧富差距推波助瀾，削弱公衆對政府權威的信賴，衝擊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基礎。 　　轉軌過程還無一例外地帶來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的創建結束了轉軌國家徹底就業的歷史，失業成爲經濟過程當中的常規現象。正像在其餘市場經濟國家同樣，經濟增加可以減輕失業的壓力，但沒法消除失業，中國的經濟增加速度至關迅速，吸取了大量新勞動力，但城市失業率卻不降反升，愈來愈成爲致使城市貧困的重要緣由。 　　市場化過程爲社會邊緣人羣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這些絕跡多年的人羣從新出現。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羣面臨更多的生存和安全問題。因爲他們處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邊緣地帶，更容易成爲犯罪活動的犧牲品，他們的生存方式又每每使之遊離於正式的社會組織和傳統的家庭網絡以外，從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護。在轉軌國家，邊緣人羣的存在呈現永久化趨勢。邊緣人羣的從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貧困、就業困難者在內的所謂「弱勢羣體」的出現，最直觀地反映了體制轉軌所帶來的社會分化後果。 　　固然，在各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還有另外一類變化，這類發展一般被認爲具備積極意義。例如，很多轉軌國家在創建政治選舉制度方面邁出一大步，同時，全部國家在我的自由方面都變得更加寬鬆，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若是把這些發展看作是社會進步的話，那麼，這些進步顯然與社會領域發生的其餘負面變化並行不悖，它們可否在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尤爲是縮小收入差距中發揮積極做用還有待觀察。 　　　　體制轉軌和政策 　　經驗代表，轉軌過程當中經濟發展好壞對人口基本福利情況具備重大影響，特別是在人均收入、預期壽命、消除貧困等方面。這彷佛進一步證實，人文社會發展的停滯或倒退是經濟衰退的必然結果，而較快的經濟增加對人民福利帶來積極影響。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由於只有後者才決定經濟增加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爲人文社會發展的進步。事實上，人們仍在探索，什麼樣的經濟增加才能真正惠及社會各階層，例如在理論界，經濟增加可否爲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好處依然是沒有結論的問題，尤爲是在經濟增加可否改善窮人生存的問題上。注：2000年，世界銀行發表一篇研究文章：《增加有利於窮人》，標題指明的這個結論引發了很是大的爭議，反對和同意的意見莫衷一是，例如，反對意見針鋒相對地提出，只有平等基礎上的增加纔有利於窮人。這些爭論雖然加深了人們對增加和貧困之間關係的認識，但問題自己並無解決，有待進一步研究。 　　轉軌國家的經驗代表，經濟業績對某些人文社會發展指標的影響比對另外一些更直接、更重要，而在另外一些領域，相對經濟業績彷佛並不發揮做用，例如，各國廣泛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加重並不依賴經濟是否增加。事實上，決定這些領域變化的不是增加自己而是增加的政治經濟學，即受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經濟政策制約的增加模式。只有在適當的體制和政策配合下，經濟增加才能從人文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轉化爲充分條件。 　　不難看出，轉軌過程當中的人類社會發展顯然與體制轉變有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經過計劃配置資源，社會發展歸入國家整體發展規劃，各國都創建了全國性福利制度。因爲計劃經濟比較強調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分配，同時注重採起相應的政策和福利措施實現政府對社會發展的承諾，教育、醫療衛生和其餘社會服務的覆蓋面得以擴大，從而在必定的資源條件下，得到了更大或「超前」的人類社會發展進步。 　　隨着市場體制的創建，計劃體制中致使人類社會「超前」發展的條件已經改變，原來的一套作法顯然不可能繼續下去。市場機制既有引起競爭、刺激經濟發展的一面，同時具備分化社會、擴大貧富差距的內在衝動。一方面，在轉軌國家中，因爲種種緣由，市場機制刺激經濟發展的功能在各國表現不一，很多國家仍在等待它帶來「奇蹟」；另外一方面，市場機制的社會分化功能卻已經表露無遺，處處造成了不平等擴大的新局面。 　　擴大的不平等不只反映在收入差距上，並且反映在影響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各個方面，其中，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其餘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轉軌過程當中人類社會發展的各項主要指標的變更，都或多或少地與不平等情況聯繫在一塊兒，例如，在犯罪這個異常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仍不難找到貧富差距或不平等的影子。 　　在市場體制下，既然市場機制自己具備擴大收入不平等的傾向，而不平等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平衡發展，那麼，依靠市場運做自己就不會改變這種局面。加以矯正的力量只能主要來自社會、來自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 　　實踐代表，在創建市場體制的過程當中，在必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社會政策和福利體制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重要做用。例如在中亞和東中歐國家，人口福利情況一度出現大幅度倒退或停滯，除了因爲經濟不景氣、政府採起措施削減福利開支以外，國家從福利責任中有意識地全面後退也是一個重要緣由。事實上，甚至在經濟增加的轉軌國家，政府也不一樣程度地減小了在提供、管理甚至協調社會福利和保護措施中的做用。 　　國家從社會領域的全面退卻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原來徹底依靠國家預算支持的學校、醫療機構和其餘福利機構面臨很大困難。國家經費不足致使教育和醫療服務體系迅速衰落或者服務質量降低。非國有社會服務部門雖然有所發展，但不管就覆蓋面仍是做用而言，都難以取代原有的社會服務網絡，而因爲服務價格昂貴，尤爲無助於維持或提升服務的可及性。同時，因爲社會服務部門在這些國家一般屬於低工資部門，國家退出進一步擴大了與其餘部門 　　國家預算減小對福利的影響取決於多種因素，通常來講，原有的福利體制對國家預算的依賴越大，影響就越大。可是，兩種體制切換的機制仍然是重要的，在經濟一樣出現大幅降低的地方，一些國家的福利情況相對好於另外一些國家，緣由主要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削減福利方面採起更爲謹慎的作法，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儘量地維持原有體制下的保障措施，從而避免了人類發展可能遭到的更大損失。 　　可是，整體來看，在創建市場經濟的過程當中，轉軌國家的社會政策廣泛落後於經濟和體制變化，於是，不管各國經濟業績如何不一樣，各國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保障都不一樣程度地呈現一減再減的趨勢。在中國和越南，農村社會安全網隨集體體制一道解體以後，很長時間未能創建起替代機制，廣大農村人口長期缺少任何形式的社會福利保障和保護。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正是致使人類社會發展在某些方面滯後或未能跟上經濟增加步伐的重要緣由。 　　轉軌的教訓告訴咱們，在創建市場體制的過程當中，國家做用的從新限定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若是政府在福利領域無所做爲或者主要着眼於削減國家福利支出，把社會發展問題長期置於經濟目標以後，而期望經濟增加或市場機制自動提供解決辦法，要維持和擴大人類進步成果是很是困難或不可能的。社會領域的改革應該增強而不是削弱國家在這個領域的做用，政府即便不扮演社會福利唯一或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也應該承擔起推進和協調福利體系發展的主要責任。 　　總之，若是轉軌過程當中的社會政策着眼於削減福利和社會保護，或者主要着眼於推向市場，而不是努力創建覆蓋面更廣、更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充分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加強能力的平等權利，這些國家的人類社會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結論：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一場社會大變革，涉及利益的從新分配，註定會引發種種矛盾、斷裂，甚至形成劇烈社會震盪。在轉軌國家中，比較成功的如中國和越南，因取得了長足經濟增加而減輕了轉軌可能帶來消極後果，但即便在這些國家，市場機制和經濟增加也並無提供解決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答案。 　　以上討論指出，雖然經濟增加爲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創造了物質條件，但社會發展並不能隨着經濟的增加而自動地水漲船高，由於把經濟增加轉化爲社會發展須要一系列條件，包括經濟社會體制、經濟增加模式、社會政策等，而在政府主導的轉軌過程當中，決定政策導向的發展思路發揮很大做用。 　　目前，轉軌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一是如何保持經濟增加，二是如何克服收入不平等擴大問題，後者已經愈來愈成爲這些國家人類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 　　不平等的迅速擴大，與轉軌過程當中的一個主導思路有關，那就是發展經濟、效率優先的思路，平等每每至多被放在「兼顧」的位置上。這種思路相信，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於促進經濟增加和效率。這種觀點的依據是儲蓄致使增加，認爲因爲富人比窮人具備更強的儲蓄邊際傾向，收入分配結構向富人傾斜將提升儲蓄率，從而致使經濟迅速和持續增加。歷史代表，沒有社會力量的能動做用，收入不平等歷來不會隨人均收入的提升自動減小。政策制定者應該拋棄這種想法，即一個國家可以依靠經濟的進一步增加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或者政府可以等待必定的時機來面對這個問題。（注：在中國，咱們經常聽到：雖然基尼係數迅速上升代表貧富差距問題嚴重，但並無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不能對所謂「社會承受能力」作出科學判斷的狀況下，這種說法是徹底缺少依據的，做爲指導政策的思路多是危險的。）解決貧富差距的難度很是大，任務很是艱鉅。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消除甚至縮小不平等歷來就是最困難、最棘手的難題之一，除非發生激烈的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國家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要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必須把扭轉不平等擴大的趨勢、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做爲一個緊迫任務提到政府的議程上來，採起必要措施，積極有效地推行矯正政策，並準備爲此進行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無疑，對轉軌國家來講，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克服收入不平等是一個新的課題，即便決心已定，方向明確，也仍然須要通過不斷的實踐探索和借鑑各國成功經驗，纔有但願取得實質性進展。 　　說到底，全部這些討論涉及一個根本問題：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的目的。不管是體制轉軌仍是經濟增加，只有表現爲促進人口福利的改善、推進社會全面發展纔有意義。創建市場經濟自己，或者經濟增加自己，都只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手段。只有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才能創建以人爲本的發展思路，從而肯定政策優先，把維持和不斷擴大人類社會領域的成就放到與經濟發展一樣重要的位置上，矯正市場運做形成的誤差，實現改革向社會允諾的長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