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進入下半場
到了2012年，這一年的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人民表明大會召開，選舉爲習主席全黨總書記，中國新的政治時代和經濟時代到來。剛剛過去的胡溫十年成績單是：
中國GDP平均每一年都保持了近兩位數的增加，總額翻了四番，相繼超越德國、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全球第一大儲備國。
而與此同時，咱們也看到了困擾中國經濟的種種難題：
國進民退的模式讓民營企業融資困難，沉重的稅務壓力讓他們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難以生存，資本紛紛外逃。
經濟產業結構的畸形，已經到了不起不進行調整的地步，咱們過度依賴出口，做爲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並無發揮真正拉動內需的做用。
再有，地方政府爲了追求鉅額投資而大規模舉債，危機四伏。並且，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也接踵而至。
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經濟學人》雜誌，把關於中國的報道從亞洲板塊當中剝離，作成一個單獨的門類。在此以前，只有美國能享受這一待遇。其中緣由天然是很清楚的，由於中國已經成爲一個超級大國，你已經很難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視角來描述和觀察。
雖然咱們在經濟體型上，已經十分龐大和健壯，可是在成長模式上，中國依然陷入了苦惱的制度瓶頸和路徑依賴。那些本來支持經濟增加的基本要素，像是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優點，環境可持續的代價，都開始逐一的消失。從種種的跡象咱們都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上半場已經結束了。
內外堪憂
在2012年，不管是外貿仍是內貿，都是讓人憂心忡忡。啓動於三年前的那場「四萬億計劃」，在隨後的幾年裏造成了炙熱的投資熱浪，可是由於內需消費，不管從品類仍是商業模式創新上，始終沒有尋找到突破口，到2012年的時候已如強弩之末，甚至揮發出若干負面效應，增加再次停滯。
若是在這一年，咱們沿着海岸線駕車從南到北，一行數千裏，通過的每個產業園、開發區、碼頭或工地，均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場景和忐忑不安的人們。在媒體上，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討論企業的轉型升級，可如何轉型、怎麼升級呢？有些企業主更是嘆息「不轉型是等死，轉型是找死」。
在消費品市場，比較有表明性的運動服裝產業，繼續經受着關店潮的洗禮。上期節目中提到的匹克和李寧，平均天天都要關閉3家店和5家店。僅僅2012年上半年，全國42家上市服裝企業的擠壓存貨總量就高達了483億。
在這一年的春秋兩季廣交會上，都出現了訂單大幅下滑的景象，境外採購商人數同比減小超過10%，出口成交額同比降低9%，都創下了歷史記錄。而廣交會的日趨冷淡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在將來的5年裏，成交額將繼續不斷下滑。
「世界泵王」梁穩根
那相比於消費品市場，在能源和重工業領域的景象就更爲蕭條了。隨着基礎設施投資的相繼完成，鋼鐵、煤炭都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他所帶來的痛苦時期也將長達5年之久。咱們能夠從三位企業家的身上，看到這個經濟局面的反覆跌宕，和步步驚心。
在2011年的富潤富豪榜上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梁穩根。他是三一重工的董事長，以700億的我的資產成爲當年富豪榜的第一名。梁穩根所在的混凝土輸送泵行業，在1995年先後的時候，國外產品佔據了中國市場的95%。而在三一重工等中國企業的努力下，不到10年的時間完成了逆襲。
梁穩根的企業確實創造了不少的記錄，在02年，三一混凝土泵把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紀錄提升了將近100米。它擁有中國第一臺自主知識產權的37米泵車，全球臂架最長的86米泵車，亞洲第一臺千噸級全路面起重機，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噸級履帶起重機等等。
梁穩根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泵王」。
而絕不誇張的說，這正是由於中國城市化建設的空前容量，才爲三一重工這樣的中國企業創造了超越國際同行的世紀性機遇。每一項百億工程、每一座摩天大樓都爲新技術的突破創造了可能性。
在2009年的「四萬億計劃」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當年，三一的泵車都還在生產線上，客戶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而且主動要求不須要調試，有問題本身承擔，只求儘快交貨就行。
甚至有一次，產品剛剛出廠，一位客戶拿了塊磚頭立馬衝過去，照着窗戶，‘哐’的一聲把玻璃砸碎，而後說這臺出廠價高達百萬元的‘有質量問題’的攪拌車是本身的，誰也別想搶，誰也無法搶」。
在隨後的兩年，三一的各項業績連續同步增加超過70%，營業收入突破800億，股價一度達到1370億元。這才成就了梁穩根登頂中國富豪榜。
但是到了2012年，隨着基建投資的降溫，工程機械行業開始進入寒冬。三一的營業收入不斷降低，到了2016年的時候，就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員工也裁掉了大半。梁穩根的財富成就，終成曇花一現。
「光伏大王」施正榮
第二位要說的企業家名叫施正榮。咱們曾經在2008年的那期節目當中提到過他的名字。他出如今當年的胡潤富豪榜當中，當時我說08年的富豪榜是一張帶有宿命性的失意者名單。而榜單上的施正榮即將迎來他悲慘的命運。
施正榮一度被當作是海歸科學家創業的標本。
2000年，他從澳大利亞回到江蘇無錫。6年以後他以32億美圓的我的資產，成爲了新晉的中國首富。施正榮求學期間，師從「太陽能之父」馬丁.格林，掌握了十多項太陽能發明專利。回國以後創辦尚德電力，正遇上中國大力發展光伏產業。
他的創業第一天就獲得了無錫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政府出資650萬美圓做爲啓動資金，在土地和政策上予以全面傾斜，甚至派出剛剛退休的經貿委主任擔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長，爲施正榮處理各方關係。而當企業走上正軌，即將赴美上市前夕，政府讓國有資本退出，而且安排董事長退位。
在中國的整個企業歷史上，施正榮和尚德的案例是極其罕見的，他居然在股權改革上吃到了全部的紅利，並且沒有遭受到任何的質疑。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國的光伏產業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大躍進，全國有600多個城市把光伏做爲戰略性新興產業，多晶硅爐像大鍊鋼鐵同樣遍地開花，大多光伏企業都獲得了中央政府的產業補貼和地方財政的扶持。
曾有媒體感慨的說：「
在過去十年來，若是說有一個行業籠罩的光環、創造財富和吸引資本的能力能與互聯網相媲美的話，那必定是光伏；而若是有一個產業激發地方政府的追逐熱情超過房地產的話，那也必定仍是光伏。
」
到2010年先後，中國光伏產業從無到有，產能佔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組件生產商中，中國包攬了前五名。
施正榮尚德的成功，被認爲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一次標誌性勝利。在無錫，施正榮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立在了高速公路的入口，市政府甚至還爲他塑了一座寬3米高兩米的巨幅半身人像。有一位當地的政府官員說，對於無錫來講，尚德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其餘的產業，無錫在全國未必首屈一指，可是光伏產業，尚德但是世界第一。這極大的知足了無錫市政府的虛榮心。
然而可怕的是，中國的光伏產業是一座建造在沙灘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都依靠進口，而90%的產品則全數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國外廠商手中，價格最高時甚至達到每千克400美圓以上，佔整個光伏產業鏈利潤的70%。2011年，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美國和歐洲開始對中國光伏產業開展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調查」，直接就致使了全行業的大雪崩。
在經營行爲中，施正榮比「單純而無私」的無錫市政府要精明得多。
他組建了四家獨立於尚德體系以外的本身的私人家族企業，業務是向尚德提供原材料，所以造成了利益關聯。其中三家公司在兩年的時間裏，獲利25億元，還有一家與尚德簽署了15億美圓的長期供貨合同。更誇張的是，這些家族企業同時還獲得了尚德的20億元擔保資金。
後來，在尚德危難的時候，施正榮拒絕拿出我的資產拯救尚德，他的「科學家理性」打敗了企業家的倫理和血性。最後，尚德破產重組，當地國企成爲政府的指定接盤俠。而施正榮的巨幅宣傳照在2012年的8月被悄悄撤下，他的名字在無錫，也成爲了一個尷尬的禁忌。
「造船大王」張志熔
最後一個要說的企業家叫作張志熔，是當時最激進的「造船大王」，他的
熔
盛重工，在短短6年時間裏迅速成長爲第一大民營船企。
隨着09年「四萬億計劃」的推出和銀行大規模放貸，造船產業被赫然列入「十大振興產業」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強烈青睞，上千億資本瘋狂涌入，中國的造船熱浪平地捲起。一年以後，2010年，我國就超越韓國成爲世界造船第一大國。
在這股造船運動中，沿海的江蘇、上海、浙江、山東、廣東等省展開了一場大競賽，其中，江蘇省遙遙領先。而在江蘇省，張志熔又是最兇猛和高調的一位。熔盛重工在10年接下了46搜船舶的訂單，銷售收入126億。11月，香港掛牌上市，募集資金140億港元。而就在彈冠相慶超越韓國的同時，也有人意識到造船業的將來並不容樂觀，可能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
可是在張志熔看來，產能過剩是未來的事情，目前的訂單多到接不完，即便未來有風險，央企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如今先很賺一筆再說，未來實在不行了，再作其餘的。可是局勢的猛烈反轉是誰都沒有預料到的。
2012年2月，溫州船王陳通忽然失聯，被爆出11億鉅額負債沒法償還。陳通跑路是造船業危機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接下來的一年，全國3400家造船企業全數陷入資金緊張，訂單銳減的困境，2000多家造船企業倒閉歇業。這一年年末的國務院會議上，造船業從「十大振興產業」名單中劃出，被明肯定義爲「產能過剩」。
從「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們的起落在世界工業史上都堪稱經典，並且不可複製。
本輪經濟週期中的四大特徵
在一個由強勢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資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極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聚合能量，拉動經濟的復甦，對任何一個產業形成戰略性的調整。可是同時呢，也是由於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干預，形成了資源錯配和浪費。
咱們能夠把2008年年末到2012年視爲一個經濟週期，吳曉波在書中爲咱們總結了這個週期當中的四個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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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主導能力很是強悍，而其政策的傳導性則更會層層加碼。不管是機械裝備、光伏仍是造船業，在四年時間裏的規模擴容均非頂層設計時所預想，而出現了倍級的擴容效應。它很是容易造成GDP意義上的大勝利，而後又會在下一輪週期調整中發生嚴重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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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擺脫對投資的路徑依賴。相比於內需消費的喚醒，以大規模貨幣投放爲基礎的基礎設施投資，無疑是一劑立見成效的猛藥，可是，它所形成的後遺症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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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隨着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城市化運動進入中期，外延式發展的邊界漸漸出現，陡然增長的製造能力很容易在週期波動中出現戰略性過剩，終而形成企業的危機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高和技術創新爲主題的轉型升級已經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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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做爲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國和製造大國，中國產業經濟的波動直接影響國際能源的價格和產業格局重構，甚至足以影響一些能源輸出國的政局穩定。有研究數據顯示，當中國的增加率降低1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就會相應降低0.7個百分點。「中國效應」的傳導性變得愈來愈強，也愈來愈可怕，它成了全球經濟復甦的中樞地區，也是最不肯定的因素之一。
這些新特徵的出現，意味着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它既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再也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它須要被從新審視和定義。正如開篇咱們所說的，中國改革開放的上半場已然結束了。
2012年的中國互聯網
與製造業所發生的種種危情相比，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仍以輕快的步伐在前行着。2012年，全球智能手機的出貨量達到7.17億部，比去年增加了45%。中國的出貨量1.82億部，居世界之首。
在2012年3月29日的時候，微信的同時在線人數突破了一億。達到這個數字。曾經QQ用了十年，facebook用了六年半，推特用了四年。而微信只用了433天。
緊接着，微信推出朋友圈，一個創建於手機上熟人社交圈正式出現。8月23日，微信公衆平臺上線，他兼具媒體和電商的雙重屬性，革命性的改變了中國互聯網以及媒體產業的既有生態。
很快的，愈來愈多的做者開通了本身的公衆號，包括咱們的曉書童頻道在內，被稱之爲「自媒體」。傳統媒體的傳播壁壘被擊穿，在後來的幾年裏，報紙、雜誌等媒體出現雪崩式的倒閉。一個全新的輿論生態在微信平臺上赫然出現。
比較典型的藉助微信公衆號生態崛起的我的像是
羅振宇
，本是央視《對話》欄目的製片人，同時也是策劃專家和公關大師，在3Q大戰以後，被馬化騰邀請去給全體的騰訊高管培訓。他在公衆號出現不久就開通了
羅輯思惟
，一年以後的訂閱用戶就超過了100萬，到如今從羅輯思惟延伸出來的獲得APP，成爲了自媒體和知識付費的風向標。
對於企業而言，公衆號也開拓出一片陌生而新穎的商業天地，商家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發佈資訊，獲取用戶。幾乎每一家中國公司都必須認真思考一個問題：「
我與微信有什麼關係？
」
另外，在這一年的夏天，有兩個出生於1983年的人，都拿出了本身重量級的互聯網產品。
一個是
張一鳴
，他推出了一款新聞推薦產品，
今日頭條
。他用算法替代了編輯，他的slogan是：你關心的，纔是頭條。每一個人打開今日頭條看到的新聞都是不同的，全部內容都是根據每一個人的喜愛，作的我的定製。在新浪、騰訊和網易的手機客戶端已經鋪天蓋地的時候，誰也沒有料到，小個子的張一鳴居然能夠殺出一條血路。
另一個83年出生的年輕人叫作
程維
，做爲前阿里巴巴員工的他推出了
滴滴打車APP
。在以後，程維的滴滴與快的之間的那場震動四方的補貼大戰，以及他所帶來的整個城市出行方式的改變，咱們在以後的節目中還會說起。而在這一年，在北京寒風凌冽的冬日，程維與三個小夥伴一塊兒站在街頭作地推，硬是讓一萬名司機裝上了滴滴APP。
隨着網絡文化的繁榮，一些新的流行詞開始出現。其中之一是「屌絲」，風行於微博和微信。屌絲本指生殖器附近的毛，可在互聯網詞彙裏，它成爲社會底層族羣的自稱，並且，不管男女，皆爲屌絲。
在這一流行詞的背後，潛伏着一個事實，即互聯網的紅利爆發，在至關長的時間裏是去權威化和去精英化的過程。草根階層的崛起，就本質而言，是對既有秩序，也就是從產業秩序、財富秩序，乃至知識和語言秩序的全面否認和顛覆，它既有進步的意義，也明顯帶有敗壞的跡象。
亞洲煙王、階下囚、一代橙王
2012年，改革的上半場即將落幕了。斗轉星移之間，一切都變得愈來愈陌生。那些在歷史舞臺上曾經叱吒一時、留下過身影的人們，也相繼步入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出生於1928年的吳仁寶住進了醫院；出生於1939年的李經緯在廣州的醫院已經被「雙規」了整整10年；出生於1934年的步鑫生被查出罹患絕症，他打算回到24年不曾回去的傷心之地，老家海鹽縣；出生於1939年的馬勝利關掉了本身的包子鋪，杜門謝客。
在這些人中，年紀最大的是出生於1928年的褚時健，他正在遠離塵囂的雲南哀牢山上種橙子。
這位當年的「中國煙王」，於1996年獲罪入獄。其間，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褚案在當年經濟界引發了極大的同情浪潮，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兩會上，十多位人大表明與政協委員聯名爲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
褚時健帶領玉溪菸廠，從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廠成長爲亞洲第一菸草企業。在這17年間，玉溪菸廠爲國家上繳的利稅高達800億，在加上他締造的紅塔山品牌價值，他爲國家貢獻的利稅至少有1400億。而他我的的所有收入呢？
這17年一共只有80萬。褚時健的案件舉國震盪，也引起了無數人的深思。像褚時健這樣，爲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企業家，他們的勞動價值應該被如何認定呢？
1999年1月，褚時健被判處無期徒刑，兩年後，因他身體有病的理由獲准保外就醫。出獄後的褚時健與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畝荒涼山地，種植甜橙。
此後十餘年間，偏遠寂寥的哀牢山忽然成爲不少民營企業家的奔赴之地。吳曉波說，對褚時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對他案情的法律意義上的辯護，而實質是一個財富階層對自我境況的某種投影式認知。
褚時健與老妻兩人獨上哀牢山，他對所受遭遇毫無反抗和辯駁，亦不打算與過往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與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爲自己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所以，在公共同情與刻意沉默之間，無形中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悲劇性效果。
在某種意義上，褚時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徵，宛如那一代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中，掙扎着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們的「極限情境」。面對這一場景，他們會情不自禁地喚起同理心，構成集體心理的強烈迴應，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雲纏霧繞的「哀牢山」。
2003年，王石去哀牢山看望褚時健，站在一塊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問褚時健：「何時能掛上果？」褚答：「六年後吧。」這個時候的褚時健已經快75歲了。咱們能夠想象一下，一個75歲的老人，戴一個大墨鏡，穿着破圓領衫，興致勃勃地跟咱們談論6年以後的事情，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而眼前的這位老人生命中還有一段至暗的時光。
王石感慨的說，若是我遇到褚老那樣的挫折、到了他那個年紀，我會想什麼呢？我知道，我必定不會像他那樣的勇敢。
「
人生總有起落，精神終可傳承。
」這是褚橙的廣告詞，幾個簡單的文字裏浸透了這個時代的全部曲折與頑強。
戰爭、手足永別、下放、右派、企業家、階下囚、老年喪女、古稀之年創業……這些人生的巨大跌宕經歷是褚時健這我的的關鍵詞，他的命運線顯得那麼的濃墨重彩。在公衆的眼中，他是一個承載了濃重時代特點的創奇者，一個充滿了悲情的悲劇性人物，甚至如今褚橙的成功也顯得悲壯。
而褚老對於本身人生起落的解釋，比任何人都顯得平靜，他說：「改革嘛，老是要付出代價的。」對於如何看待當年的牢獄之災，褚老說：「其實想起來，應該要感謝那段經歷，這一切都是財富，沒有那段經歷，也就沒有今天的褚時健。」他的語氣平靜，眼神篤定。
在褚時健傳記中，褚老在前言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本身作的最心安理得的就是沒有庸碌的生活，我曾經有過人人羨慕的輝煌，也曾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但無論在什麼階段，什麼年齡，我都在全心全意地作事，未曾虛度時光。我在經歷了國家和民族半個世紀的跌宕起伏以後，還能看到今天翻天覆地的盛世景象，感謝命運待個人寬厚。
有人問褚時健說，你想過歷史會怎麼評價你嗎？他說：後人必定不會說，褚時健是一個壞人，起碼會說褚時健這我的，仍是作了一些事情的。
有人曾經用麥克阿瑟將軍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時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實，這話並不許確。對於褚時健來講，他歷來未曾，也不會凋零。
在危機四伏的2012年，褚時健的從新創業，無疑讓人們心生敬意和勇氣。《激盪十年》這一部中國企業史，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一部關於人的精神史，每個產業的顛覆及重構背後，都起伏着無數個體生命的悲欣交集，時間之針會在終止以前一直前行，它將裹挾着一切，向全部的不肯定性宣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