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白先勇訪談

注：接着上一篇繼續轉載。這篇裏邊談到了三毛，談到他的父親白崇禧。

 

中國文化就是個人家

高曉春：在青春版《牡丹亭》以前，您是做爲做家被咱們記住的，好比，您的《寂寞的十七歲》《孽子》，還有《臺北人》《紐約客》，等等。三毛在《驚夢三十年》裏說過，大家兩家比鄰而居，當年的您在年幼的她的心目中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偶像，不少年後她面對您時仍如當初萬古洪荒般的心驚。

白先勇：能夠講，是我發現了三毛。三毛學畫時的老師是顧福生。顧是個人好朋友，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有一個女學生，學畫很努力，可是沒有什麼繪畫的天才。可她很會寫文章。他就將她的文章拿來給我看。那是一篇寫人鬼戀的故事，叫《珍妮的畫像》，我就把它發表在我本身辦的雜誌《現代文學》上了。

高曉春：創辦《現代文學》的時候，您還很年輕？

白先勇：很年輕。《現代文學》先後共出版70多期，那個時候影響很是大，能夠說是影響了當時一批很年輕、有才情的做家。

高曉春：您當時也寫了不少青春方面的做品，好比《寂寞的十七歲》，看這本書時，我簡直覺得那寫的就是您本身的故事。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是個人少做，用的是第一人稱，寫的也很像本身的故事。書中講的是青少年心裏的彷徨：一箇中學生由於書念得很差，爸爸成天罵他，他怕得不得了，就逃學、離家。這跟我偏偏相反，我那時的功課很好，並且父親歷來沒有打過我，連重話都沒有說過一句，因此徹底不是個人故事。寫小說的人要有這種本事，要有這種想象力和觀察力。

高曉春：咱們知道，您的父親白崇禧是國民黨將領，母親是富商的後代，您又是如何走上寫小說的道路的呢？

白先勇：講到個人小說啓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咱們從前家裏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咱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說會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由於他曾爲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就能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說得鮮龍活跳。冬天夜裏，個人房子中架上了一個炭火盆，灰爐裏煨着幾枚紅薯，火盆上擱着一碗水，去火氣。老央進來了，便問我：「昨天講到哪裏了，五少？」「薛仁貴救駕」，我說。老央正在給我講「薛仁貴徵東」。那是我開宗明義第一本小說，而那銀牙大耳、身高一丈、手執方天畫戟、身着銀盔白袍、替唐太宗徵高麗的薛仁貴，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亞歷山大、拿破崙，都不能跟咱們這位大唐壯士相比擬。老央一徑裹着他那件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十個手指甲裏烏烏黑滿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但是我一見着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到睡覺，不放他走。

剛纔說過，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窗創辦《現代文學》，有了本身的地盤，發表文章天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塊兒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1962年，出國先後，是我一輩子也是我寫做生涯的分水嶺。別人出國留學，大概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由於母親的死亡使個人心靈受到巨大無比的震撼。那時候徹底不能寫做，由於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有一天黃昏，我走到一個湖邊，天上飄着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處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站在堤岸上，內心忽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受，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來。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內心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沒必要十年，一年已足，尤爲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我又開始寫做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高曉春：因此，咱們常在您的文字中讀到異鄉，讀到淡淡的哀愁。

白先勇：是的，去國日久，對本身國家的文化鄉愁就日深。個人生命是從桂林開始的。當40多年後，再回到這裏時，幼年時吃過的米粉，走過的那些橋、那些山，還有那些童年的記憶通通回來了。但在美國不一樣，我從沒以爲那兒是個人家。

高曉春：您在美國待了40多年，比您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待的時間都要長。

白先勇：哎，奇怪了，桂林是個人家，臺北是個人家，香港也是個人家，但美國不是。有的時候，人家問我：你的家在哪裏？我說中國文化就是個人家。

我在桂林、南京、重慶、上海度過童年，在臺北念中學、大學、辦雜誌——頗有意思的是，我寫來寫去，寫的經常是童年的事。能夠這麼說吧，我是從臺北的鏡框來看中國內地，來看世界的。

高曉春：說說您的父親吧。

白先勇：他對咱們管教很嚴，我想，他是怕咱們變成紈絝子弟吧。因此，他讓咱們拼命唸書，還成天要查咱們的成績單。我記得，那時候，他從前線打電話回家，沒講幾句話，就問我母親咱們的成績：哪一個好，哪一個很差。他自個兒是苦讀出身，因此以爲念書很重要。他還有一種超強的意志力，就是作事情他必定要作得盡善盡美，這是我對他的理解。

高曉春：由於歷史的緣由，內地和臺灣地區，在您內心有隔閡嗎？

白先勇：政治是一時的，文化則是永恆的。我心中的中國是《詩經》《楚辭》，是黃河長江，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哪兒還有什麼隔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