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歷史-是什麼成就了今天的硅谷？

《密碼:硅谷與美國的重塑》一書的做者瑪格麗特·奧瑪拉解釋了爲何政府開啓了硅谷的神祕歷史。 瑪格麗特•奧瑪拉(Margaret O
'Mara)是《密碼:硅谷和美國的重塑》(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making of
America)一書的做者，她解釋了爲何如今是超越科技行業創造者神話的時候了。

瑪格麗特•奧瑪拉(Margaret O 'Mara)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她在克林頓政府擔任工做人員時，驚奇地看到衛生與公衆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一位同事給他上大學的兒子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她告訴OneZero，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人發送電子信息，這「很是罕見，尤爲是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界。」她說。

奧瑪拉如今是華盛頓大學的技術歷史學家。2002年，她在斯坦福大學開始了她的學術生涯，開始時是一名研究員，後來教書。她的最新著做《密碼:硅谷和美國的重塑》(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從新審視了圍繞科技重大突破的自私的創世紀故事，打破了認爲只有企業家才能爲咱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科技創新負責的神話。在這本涉獵普遍的著做中，奧瑪拉深刻研究了硅谷的歷史，從上世紀30年代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爲後來的惠普(Hewlett-Packard)奠基基礎，到咱們這個現代的、永遠聯繫在一塊兒的社會，探索了改變科技史進程的重要人物、政策和全球事件。

OneZero採訪了奧瑪拉，討論了硅谷是如何誕生的，以及爲何她認爲像Facebook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應該被像20世紀20年代的標準石油壟斷企業同樣地對待。

爲了方便閱讀，本文通過編輯和濃縮。

---

OneZero:像史蒂夫·喬布斯和馬克·扎克伯格這樣的人物，由於他們對科技領域的影響，被認不少人爲是「超人」。但你的書闡述了政府投資在推進科技創新方面的做用。那麼，爲何這些創始人的神話仍然存在呢?

瑪格麗特·奧瑪拉:這是典型的美國故事，對吧?這是一個關於我的主義的故事，反抗者和革命者推翻了君主，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國家。「自力更生」的故事在美國曆史上一直享有盛譽。咱們愛英雄——不管是在好萊塢仍是在現實生活中。

因此在硅谷，或者更普遍地說，在科技行業，你有這些作着非凡事情的天才。可是，這些突破之因此成爲可能，是由於有更多的人蔘與其中，是由於有更普遍的社會結構，還由於美國所作的其餘事情——不管是公共政策仍是公共教育——都是顯而易見的。

政府經常以一種可能不是有意爲之的方式成爲催化劑。這就是神奇的部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歷來沒有說過:「我要在加利福尼亞北部建造一座科學城。」然而，艾森豪威爾時期開始的軍事開支和太空計劃開支都是硅谷火箭的發射臺。

聯邦合同是如何創建這些基石的?Fairchild Semiconductor是一家早期轉型的硅谷公司，生產半導體和電路，這算是政府與行業合做的典範嗎？

在20世紀60年代，太空競賽爲愈來愈小的東西創造了機會和需求。所以，軍隊和非軍事工做是緊密聯繫在一塊兒的。

聯邦合同是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主要收入來源。集成電路是由Bob Noyce和其餘人在Fairchild開發的，這被證實是晶體管技術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微處理器的開始，最終成爲微型芯片。這是一個很是棒的產品，但它沒有商業市場。而後阿波羅計劃成爲了客戶，當NASA訂購了大量的這些芯片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它價格的下降。而後你能夠擴大它的生產規模，使它成爲一個商業產品。

在華盛頓，沒有人坐在桌子後面說，「哦，這就是咱們要創建一個科技產業的方式。」但事情就是這樣。

爲何聖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會成爲美國的科技中心，而不是擁有哈佛、麻省理工和衆多研究人員的波士頓?加州——尤爲是這個地區——有什麼特別之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幾十年裏，硅谷一直在努力競爭，試圖遇上波士頓。儘管人們喜歡談論他們是如何成爲競爭對手的，但兩地其實一種共生關係。人們來回跳來跳去。在麻省理工接受教育的人走出了西部。直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隨着微型計算機產業的興起，波士頓才失去了這場競爭的優點。

聖塔克拉拉谷偏遠、孤立，這使得人們最初很難搬到那裏去。因此搬到那裏的人都是些年輕、鬥志旺盛的人，而且他們可能沒有家庭關係的牽掛，也沒有財富讓他們在Top500的公司找到一份工做。這可能會讓他們更願意到西方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像IBM這樣的東海岸公司，於20世紀50年代在硅谷開設了「前哨」，而他們來硅谷的緣由是斯坦福。斯坦福如今和哈佛幾乎是能夠被相提並論的。但斯坦福和哈佛在概念和設計上大相徑庭。哈佛的創立是爲了培養17世紀的牧師，這是一所文理學院，它已經成長爲一所十分重要的研究機構。即便是麻省理工學院，也是某個確切時間和地點的產物。但斯坦福大學是19世紀的產物，由一位鐵路大亨和他的妻子創立，其明確的務實目標是:把有用的東西投入到世界上（To put useful things into the world）。

此外，斯坦福大學還爲在當地電子公司工做的人設立了行業附屬項目，讓他們免費得到研究生學位，這對那些沒有不少錢，但十分聰明的年輕人來講很是有吸引力。他們還作了一些同行都沒有作過的事情:構建面向行業前沿的整個工程項目（半導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向新成立的肖克利半導體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 company)派遣了一位名叫吉姆·吉本斯(Jim Gibbons)的助理教授。肖克利半導體公司是硅谷第一家芯片製造商，由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晶體管發明家創立。他在那裏的工做是搞清楚是如何製造這些東西的，這樣他就能夠回到斯坦福，創建一個完整的實驗室和項目，培訓半導體技術方面的人才。那時是沒有其餘大學這樣作。

「五大巨頭」——蘋果、Alphabet/谷歌、亞馬遜、Facebook和微軟——的總估值超過3萬億美圓。做爲一名歷史學家，你如何看待這些公司的大小和規模?政府在監管方面扮演什麼角色?

「五巨頭」的成長，以及這些大公司在全球生活諸多方面的重要性，使得理解這段歷史變得更加劇要。若是咱們瞭解了這些公司的起源以及它們所來自的商業社區，咱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們是如何以及爲何這麼作的。這不只是他們如此成功的緣由，也是他們的盲點所在。幾十年前，它們還不存在。如今他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不只擾亂了他們打算擾亂的市場，並且還擾亂了許多其餘的東西。

上世紀90年代，當華盛頓特區制定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規則時，科技倡導者會說，「咱們須要確保互聯網經濟不會被大型媒體公司和有線電視公司的大而糟糕的業務壓垮。」

當《通訊規範法案》(Communications正派Act)第230條出臺時，該法案認爲這些社交媒體平臺不用對其平臺上發生的事情負責，而谷歌距被歸入還須要幾年時間。這場政治對話中，沒有人說起互聯網上的色情內容。該行業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論點，即他們將自我監管——但限制言論將是錯誤的。

人們有理由擔憂，控制言論或控制通信的大公司會找到某種方法控制米奇•卡普爾(電子前沿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網絡瀏覽器Firefox的創始人)(在1993年《連線》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使人印象深入的所謂「傑斐遜式互聯網」。咱們再也不是傑斐遜派了。甚至都不是漢密爾頓派——它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個局面。

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20世紀20年代的進步。相似的、使人眼花繚亂的變化——新產業發展得很是迅速，人們對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等企業的巨大實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者缺少選擇感到很是焦慮。

咱們正處在另外一個這樣的時刻。這就是2019年硅谷面臨的巨大困境:如何利用這種活力?雖然如今的氣氛不是很好，但硅谷裏有不少好東西。我在用個人iPhone跟你進行着對話。這難道不神奇嗎？咱們須要作的是，如何在保持這種狀態的同時，不會沉浸、陷落其中。

---

以上信息來源於網絡，由「京東雲開發者社區」公衆號編輯整理，
不表明京東雲立場。原文內容可點擊「閱讀原文」進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