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邵雍其詩、其人、其事

偶爾翻讀《千家詩》，邵雍的一首七律「插花吟」，引發了個人好奇。說實在的，這首詩既無宏大的氣勢也非詩中精品，它之因此吸引我，主要基於兩點，其一是該詩充滿着質樸自然的情調，將一個酒至微醺的老人悠然自得心裏歡樂表現的淋漓盡致；其二是該詩頷聯的兩句：「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邵雍生在宋朝仁宗至神宗時期，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宋朝是一個積弱的王朝，從建國開始，就採起對內鎮壓對外屈辱的政策，連年戰事不斷。到了中期，階級矛盾已經發展到很是尖銳的程度，不但廣大農民受到殘酷剝削壓迫，就連通常的沒落的中小地主階層也受的當權者的壓制。應該說宋朝從開國到滅亡，是從沒有過太平盛世的。而大智若邵雍者，能吟詩稱其「太平和盛世」，使我感到奇怪。因而乎就查了些史料，寫出此文。

一 邵雍其詩

邵雍一輩子寫了三千多首詩，收在其自命名的《擊壤集》中，邵雍並不是以詩聞名，他的詩也非文學精品。可是俗語云「詩言志，言爲心聲」，想了解邵雍的真實思想和爲人，首先應從他的詩入手。

邵雍的詩大致上分爲四類：一是宣揚其義理之學的「哲理詩」；二是表達「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詠史詩」；三是與友人唱答和自我書懷的「言志詩」；四是以其閒居、飲酒、賞花、觀景的隱居生活爲主題的「快樂詩」。

關於前三類詩，本文下面兩節將引用和說明。這裏主要談談「快樂詩」。

邵雍以閒居、讀書、飲酒、做詩爲快樂生存的四大雅好，而「以目觀物，從物得理」則是他獲取生命快感和立論的思惟祕訣。他提出「自樂」和「樂時與萬物自得」兩種詩意生存境界。《插花吟》是邵雍晚年寫的一首抒發心裏情感的「快樂詩」。宋朝人有頭上插花的習慣，晚年的邵雍頭插鮮花獨酌，飲酒微醺後，對着酒中的花影吟詩，將其醉態和悠然自得的心情活靈活現的表現出來，全詩充滿着質樸天然的趣味和飲酒微醺後的放浪形骸。

至於前面提到的該詩兩句頷聯，有粉飾太平之意。寫詩是給別人看的，當時和邵雍交往的非權既貴，儘管他洞察世事，也清醒地瞭解和認識官場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可是，爲他的詩能被士大夫階層接受，不得不違心謳歌；固然，這也表達了邵雍渴望世界像帝堯時的天下昇平，這可由做者將他的詩集定名《擊壤集》看出（相傳帝堯之世，天下平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鑿井共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後世稱邵雍的詩爲「擊壤體」，他的詩也成了宋代的平易淺切的詩風表明。

談邵雍的詩不能不談到現今網上廣爲流傳的《梅花詩》十首，這也是宣揚迷信和將邵雍神化的主要依據之一，說他預言了身後中國的大的歷史演變，寫給修煉人的，通常人不知所云。實際上，我認爲這決不是邵雍的做品，不但在《擊壤集》中不見此詩，其風格也和邵雍的截然不同。從詩的內容來看，《梅花詩》十首，應該是元末明初時，有人託邵雍之名的僞做。說邵雍能知天命、對世事前知，純屬子虛烏有，如今有一些人津津樂道、並穿鑿附會地破解「梅花詩」，也純屬無稽之談。

二 邵雍其人

邵雍是宋代的儒學你們之一，同時也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嚴格說來，他應該是宋代時期，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學者。

據宋代陳繹寫的《邵古墓銘》和元代托克托編的宋史中《邵雍傳》記載，邵雍先祖爲姬姓，西周文王后代，邵雍字堯夫，祖籍范陽（今河北涿州），其先祖爲避戎難遷上古，移中山，最後定居衡漳（今河南林縣），父邵古生於衡漳。邵古精通義理和音律，因仰慕晉代隱士孫登（東吳孫權以後，輕權勢、好讀《易經》、精通音律，隱居蘇門山），而舉家遷至共城（今河南輝縣），隱居於蘇門山下。此時，邵古家道中落，以經營果園和給人算命維持生計。

邵雍少時家貧，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據考證，邵雍早年曾應過禮部貢舉，證據就是他的《代書答朝中舊友》一詩所說的：「少日治文章，亦曾觀國光」，「觀國光」指應廷試 。邵雍雖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可是都不第而歸。在失去從政的機會以後，走上知識分子的另外一條道路，精讀詩書、研究學術、另闢溪境、著書立說，終生隱居不仕。邵雍說應試不第是由於「貧」和「病」，其實不會如此簡單，在邵雍不第歸家以後，曾寫有《共城十吟》。在此組詩中，有「自慚功濟力，未得遂生民」、「未是改狂極，其如困頓何」等句。在他晚年寫的《還鞠十二著做見示共城詩卷》中有「功名時事人休問，只有兩行清淚揩」。這些詩句均表現他不第以後的迷惘、求功名而不得的傷感。至於箇中緣由已無從考證，筆者也不能亂說。不過邵雍仍是很看重功名的，在他的自述詩中有「得志當爲天下事，退居聊做水雲身」，在他《答友人勸酒吟》中也有「人人誰不肯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等句。總之，邵雍並非一個甘於寂寞的人，在他科舉之路不通以後，就開始效法聖人，觀物得理，潛心研究《易經》、《詩經》和《春秋》，要爲後人留下一門大學問，正如他在詩中所說：「若蘊奇才必奇用，否則須負一輩子閒」。《易經》本是我國古代一部天文學和曆法學著做，《易經》中提出的天動地靜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學說，比托勒玫的「地心說」著做《數學論集》和古希臘學者德莫克里特提出的《物質基元說》，早了近一千多年。《易經》是中國古代一部科學著做，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結晶。屢試不第以後，專心作學問的邵雍，研究《易經》，治學態度是十分認真和刻苦的，這一點邵雍傳中有記載：「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艱苦刻歷，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在其《答友人》一詩中，也有「遍數古來賢所得，歷觀天下事須真」句。邵雍的學習範圍不限於儒術，其《閒行吟（之一）》詩中說：「長憶當年掃弊廬，何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表達了他當年懷抱經濟天下的雄心，涉獵百家著做，而不以田園山林之趣爲務。《代書寄友人》一詩中又說：「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這充分表達了邵雍潛心讀書、研究理論，著書立說的宏大志向和雄心。

能夠說邵雍之於「易學」，一方面來自家傳，其父邵古精通義理和音律；另外一方面得益於當時的共城縣令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其性樸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儻不羣，也不迷戀仕途。李之才「能爲古文章」，是宋代道學大師陳摶的俗家弟子，學術上獲得陳傳的真傳。精通《易經》、《河圖》和《洛書》。邵雍曾拜其爲師，授「義理之學」和「物理之學」。在其父和李之才的悉心教育下，邵雍探賾索隱，妙語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已具備必定的學術水平，並且造詣頗深。與此同時，邵雍並不一味閉門讀書，結合實際，常常外出考察，曾遍遊河、汾，淮、漢；同時還深刻考察了齊、魯、宋、鄭之古代遺蹟。至此，邵雍學有所成，成爲小有名氣的儒學專家。爲進一步深造，舉家遷至宋代名城洛陽，洛陽也是宋代著名儒富弼、司馬光、程顥、程頤的故鄉。

邵雍不只是一個大學問家，其爲人的品德也十分高尚，這一點在宋史《邵雍傳》中已有詳細的記載。司馬光兄司馬端明和邵雍交厚，當時兩我的的純德廣爲鄉里所傾慕，當地居民父子昆弟互相告戒：「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當時，有官宦、學者名流到洛陽，不去官府，而先去拜訪邵雍。邵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談話，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何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概待之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在那個時候，洛陽一帶人才特盛，並以忠厚之風爲天下人稱道。

邵雍崇經術而抑政事，大力提升名教事業的地位，其實質是要把他的哲學、理學思想體系創建成一種能影響統治者的知識型構。在其詩《首尾吟（之一）》中說：「經綸亦可爲餘事，性命方能盡所爲。」他把經綸事業看做他的畢生事業，視治學修身爲人生的第一要義和終極目的。雖然受時代的侷限，邵雍有「富貴在天」的宿命論思想，認爲本身不能富貴是命中註定的。在《和登封裴寺丞翰見寄》詩中說：「既知富貴須由命，難把升沉更問天。」在《和人放懷》一詩中說：「爲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爲？」在邵雍晚年，他的宿命論思想有所改變，曾在《天人吟》一詩中寫到：「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恆文尚可尋。事既不一樣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在治學方面，他主張「以眼觀物，以物得理」，強調「物之變化」，具備惟物辨證思想。

至於後來人們將邵雍神化，說其能前知和預測後事，甚至將他的著做列爲現代迷信風行的理論基礎，那都是其子邵百溫及蜀人牛無邪、杜大可、廖應淮、張行成所爲（參見《皇極經世索引》、《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易通辯》等書）。實際上就連邵雍本人也不認可本身真的神乎其神，其一是在別人恭維他能前知時，他本身卻說「雍蓋未必然也」。在其彌留期間，他對朋友說：「世俗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則知之矣」，這裏所說的世俗之命，應是民間流傳的迷信，而天命則是指由他所建立的「宇宙論」和「天人合一說」。邵雍不流俗，不迷信，還有一個有力的佐證，那就是他在給父親擇墓地時「不盡用葬書，亦不信陰陽拘忌之說」。並在《閒行吟》一詩中說：「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乘風徒有待，夸父追日豈無疲。勞老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閒路歧。」因而可知邵雍是一個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數的人。聯想到今天仍有人在拉邵雍這面大旗，去搞預測和尋找所謂《易經》天機和潛藏的信息，豈不可憐、好笑。

誠然，受時代限制，對一時還沒法解釋的天然、社會現象，邵雍的理論也有其侷限性，如他信天命，認爲存在鬼神。但這畢竟瑕不掩瑜，在那個歷史時期，邵雍所建立的理論仍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 邵雍其事

整體來講，邵雍一輩子總共做了五件大事：其一是求取功名；其二是潛心讀書；其三是著書立說；其四是傳經授徒，其五是吟詩做賦，建立了真實、質樸口語化的「擊壤體」快樂詩歌。

關於求取功名和潛心讀書二事前一節已有論述，在這裏主要談一談邵雍著書立說、傳經授徒和建立「擊壤體」詩歌三件事。

據邵雍研究者考證，邵雍約40歲左右遷居洛陽，初到洛陽時，家境依然清貧，其生活來源主要靠耕稼和友人施捨。此時邵雍除侍奉雙親外，主要是著書立說，在深刻研究《易經》、《詩經》、《春秋》的基礎上，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萬餘言。其表明做是《皇極經世》和詩集《擊壤集》。其中《皇極經世》應是一部集史學、哲學、天文、曆法學之大成的著做。

在這部著做中，邵雍認爲有史以來，上下三千年所發生的治亂興衰與因革變化，與天時之間有着必定的因果關係。天道是着重於四季變化的天道，從而建立了「天人合一」學說。邵雍認爲天生於動，地生於靜，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交互變化，盡天地萬物之理。邵雍在「天人合一」理論指導下研究歷史，寫出了《皇極經世》。固然，在天文學方面，他持地心說，並認爲物質的基本構成是水、火、土、石，是受歷史時代的限制，要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說」和道爾頓提出「原子學說」，那已是邵雍時代4、五百年以後的事了。總之，從邵雍現存的著做，可看出其治學之嚴謹，是頗有科學態度的，絕無迷信的成分。誠然，隨着時代的進步，邵雍時代許多未知事物，已經被人類發現。邵雍的學說和建立的理論，也必然隨之消亡，成爲歷史遺蹟。

不過，邵雍提出的「治生於亂，亂生於治」、「天下將治，則人必尚於義；天下將亂，人必尚於利。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他以元、會、經、世的時間推算法，推出夏、商、週年表給後人留下的珍貴的歷史資料，到今天仍是有現實意義的。

至於談到邵雍傳經授徒，固然一方面是一個學者尋找其衣鉢繼承人的須要；同時也是維持生計的須要。他的弟子張岷不只繼承了他的學說，並且在整理他的遺著時，是很忠於原著的。至今尚能公正評價邵雍的理論，張岷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此外《邵雍傳》中也有它傳經授徒的記載：「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儒廝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過，邵雍季節性教書、授業，其主要目的應是得到薪俸，維持家計。

邵雍以閒居、讀書、飲酒、做詩爲快樂生存的四大雅好。關於邵雍的詩在第一節中已有論述。但這裏我要說的是他在詩中充分表達的但願太平盛世的思想，在《太平吟》中他說：「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在《安樂窩銘中》他說：「安莫安於王政平，樂莫樂於年穀風。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安寧」，因而可知邵雍但願有一個安樂和諧的盛世，而這個社會的建立，領導人的施政方針是關鍵的，邵雍的這些論點，對當今「以民爲本」、「建設和諧社會」不無參考價值。

談到邵雍，不能不說他對宋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大部分人認爲他不支持王安石變法。對此，我認爲他從內心仍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這也有詩爲證：「不肯朝廷命官職，不肯朝廷賜粟帛。唯願朝廷省徭役，庶幾天下少安息。」,「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熙寧年間，邵雍已是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並且身邊還圍着一批如富弼、司馬光等反對新法的人，對於無官無職的他，很難公開支持變法，可是他卻勸那些反對新法、想彈劾王安石的弟子說：「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者何？」他阻止爲官的弟子彈劾王安石，就是對變法最大的支持，只是奈於富弼、司馬光等人的面子，說的委婉一些罷了。這裏還有他晚年的幾首詩爲佐證：「居洛八九載，投心惟二三」，「安樂窩中暮春時，閉門慵坐客來稀」，因而可知他與富弼、司馬光等人未必知心，而他卻與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國卻常常有詩唱和，王安石也很是仰慕邵雍的才能，曾舉薦其在朝爲官。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即或富弼、司馬光、程頤、程顥也不多登門。

以上是我對邵雍及其著做的一點淺見，寫出來就教於那些研究《易經》和邵雍的朋友。另外須要聲明的是：寫此文時，得益於王利民、 徐豔二位先生的《從「伊川擊壤集」看邵雍的人生志趣》、華梵大學杜寶瑞先生的《邵雍儒學建構之義理探究》和郭彧先生的有關邵雍的文章和文獻資料，並引用了其中我贊同的觀點，在此深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