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讀顧準

 

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北歐航海者言

 

　　一

　　當城頭變換了五星旗開始，三十年間，中國知識界幾乎只有兩副大腦在掘進：張中曉和顧準。

　　一個因思想而罹難，一個因罹難而思想；一個傾全力於批判，一個在批判中建設；一個如電光石火般來不及引燃便熄滅了，一個長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們中誰也不認識誰，卻一前一後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個朝東，一個朝西。方向徹底不一樣，因爲思想的深度，終至於在黑暗中匯通。

　　前進是那麼艱難：貧困，飢餓，疾病，孤獨，各類羈限，逼拶和損毀……惟靠良知給我的以支持。對於他們，夜與晝是沒有區別的；綿延中照例地吞嚥書本，反芻苦難，舔滴血的傷口。他們用筆，默默記錄精神潛行的歷程，此即所謂道路。然而，這道路並不是爲世人準備的，——他們深知，他們是遠離了權力，並且爲權力所嫉恨的人。

　　當知識分子還沒有造成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時候，任何先覺者的對抗話語，都是大夜中的夢囈。

 

　　二

　　利用知識進行思想，因而成了知識分子的所有工做。脫離思想的知識性操做，其實至關於通常的「活計」，是能夠致使知識分子角色的消失的。

　　沒有平和的思想。

　　對於傳統社會，任何思想都帶有顛覆性質。因此，真正的思考者，就其本質來講都是異端。他們雖然各各借了文字符號的形式，無聲地顯示單個的存在；然而，一旦破譯出來，仍然沒法逃脫「國民之敵」的惡名，從而遭到合理的誅殺。

　　思想是危險的，不管對於社會，仍是思想者自身。

　　知識分子無力抵抗現實的威逼，惟有進入思想領域，才能夠挑起犄角，使用牙齒。

　　顧準遭到革命的遺棄之後，在這個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類的庇護，包括母親。在同來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殺。於無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兒女們的寬恕，直到死神降臨；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並無最後跨出站定的門檻。

　　他須要溫情，那麼渴待；

　　但是，當轉身面對衆神時，竟只有劍和火焰了！

　　顧準：「不準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

　　顧準：「我仍是厭惡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顧準：「惟其只有一個主義，一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史官文化；寡頭政治，大一統，「廣泛的奴隸制」；僧侶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當代的政治權威和思想權威；流行的「目的論哲學」和辯證法；惟理主義，一元主義，「欽定的絕對真理」……

　　人與非人的區別是最根本的。思想者顧準，固然沒法容忍一個社會對人的全面控制和完全剝奪。從政體，黨派，主義，到各類價值與方法，他都堅持認爲，人們有權獲取選擇和拒絕自由。

　　「我憎恨全部的神。」普羅米修斯說。

　　「我憎恨全部的神。」顧準重複說，恍如千年空谷的一個回聲。

 

　　三

　　做爲竊火者，顧準處於地下狀態。

　　思想如同火種，從閃耀的瞬間開始便處於地下狀態。企圖給予流佈或竟給予流佈，是另一些人的事情，也許永遠不是一我的的事情。但當思想終於到像野火同樣肆意蔓延的時候，它已經脫離了個體，徹底屬於大衆社會了。

　　至於統治集團，永遠不可能產生思想權力是絕對的，思想是相對的；權力是箝制的，思想是敞開的；權力是守成的，思想是改造的，於是是富有活力的。思想一旦爲統治者所佔有，必然變得僵化起來。

　　西諺雲：「播種龍種，收穫跳蚤。」可怕的是，不管如何衍變，我的思想一旦成爲社會思想，那結果，經常要改變初衷。

　　一個新生的、進步的思想遭到廣泛的敵意和漠視是可能的；先知每每被釘死。也有陳腐的思想，由於戴了假面而引發宗教性狂熱的時候。

　　咱們畢竟生活在「史前時期」。

　　在封閉性社會，除了運動與潮流，思想的平常滲透是十分困難的。倘必定要把思想灌輸給大衆而又要避免犧牲，便須演說，辯論，出版小冊子。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和十字架是有名的，法國的《百科全書》一樣是有名的。

　　思想不會停留在乎識表層，它將天然沖決理性秩序而進入情感世界；正如暴雨爲密雲所孕育，卻終於穿透鳴雷和閃電，重返大地，喚起被壓抑的生命，愛慾與激情。

 

　　四

　　一部《顧準文集》，幾乎言必稱希臘，其實所言並不是希臘；正如言不及中國，其實所言全在中國。

　　「歷史有什麼做用？」大歷史學家布洛赫竟然這樣發問。

　　時間環繞着咱們，承載且推進咱們，而咱們經常無從感知歷史的存在。其實，存在於廢墟，古堡，和一切殘篇斷簡之中的歷史只是死去的部分歷史；還有另外一部分，那是活的歷史，早經深刻現實而成爲命運的一部分。所以，當咱們說起歷史時，所指就不只僅是記憶而已。

　　與其說總結歷史，毋寧說清算曆史。

　　大而至國家、民族、政黨、教派、領袖人物，小而至經典、訓誡、定理、公式、符號，無一能夠逃避後來的清算。傳統愈久遠，積累愈深重，清算便愈迫切。

　　做爲個體思想的最沉實，也最具挑戰性的表達，顧準的著述，乃緣於某種現實的使命。

　　在至關長的時間裏，他一直用經濟學的刀法解剖社會；當他了解到資本主義並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而同時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時，便繼續向歷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做突擊般的求索了。對於他，任何工做，任何學科知識，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個目標。他翻譯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據美國學者海爾布羅納說，該書因此從馬克思開始論述，是由於，「只有馬克思是他真正的對手。」又說，「熊彼得的論點， 卓越之處在於他在馬克思的範疇中擊敗了馬克思……」

　　廣場上的人們，曾經一度爲真假馬克思主義而爭吵不休；但是，數年之前，一個歸來的流放者，已經在黑屋子裏暗自鑑定馬克思主義的真假了。

　　思想的所有力量在於批判。

　　批判的外向爲文化批判，內向爲自我批判，兩者統一於同一主體。批判不是審判；審判是下行的，而批判是上逆的。顧準的批判對象主要是政治文化，權力文化。他是由文化批判而達於自我批判的，因此，《文集》沒有古代聖者的道德內省，可能是信仰的反省和觀點的校讎。

　　真理是殘酷的。

　　真理穿透我的而把許多貌似堅牢的信念摧毀了。任何思想的誕生，必然伴隨着懷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動與訣別的痛苦，伴隨着舊日的輓歌。

　　思想者因爲致力於現實鬥爭，通常而言，其結論難以超越某個時段。世道滄桑，人生苦短，多少思想文本被埋沒於地底下，未及聞見聲光，匆遽間便成「文獻」了。這時，有誰能夠從發黃的紙頁間感知其溫熱，想象過爲此消磨的許許多多於淵默中沸騰的夜晚？誰能爲這場無用的戰鬥與無聲的毀滅而悲悼？

 

　　五

　　顧準坦言本身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總有拿西方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其實，這類備受攻訐的「全盤西化」論無非代表：只有借異質性的文明，才能擊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滯重無比的傳統結構，而與進步人類相溝通。

　　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顧準：「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

　　與普魯士王室的有學問的奴僕黑格爾的「現實即合理」的哲學不一樣，立足於爭，其思想維度是指向將來的。

　　歷史與將來成了現實的兩大參照。

　　或者能夠更準確地說：將來提供了價值觀，歷史提供了方法論。

　　方法論並不是純粹的工具論，不能引進，也不能仿造。方法論與價值觀同在，而容涵了價值觀。

　　思想的性質是以偏概全的。

　　戰鬥的思想者幾乎全數偏激，偏到極致。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便是。然而，一場廝殺事後，戰士紛紛卸去鎧甲，換上布袍，以論戰爲可懺悔之事；收集舊做時，亦往往因其過激而不惜刪汰。戲劇性的是，運動中整體的戰鬥傾向，復爲歷經文化洗劫以後的新一代「學人」所詬病。聽說他們的學術要純，要平正通達，要不偏不倚；這樣，思想便死掉了！

　　集衆的偏，是必須以自由爲先導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批評自由……

　　自由是夢中的天地。思想者因而戴着鐐銬，從無邊的荊棘裏蹣跚至今！

 

　　六

　　人民何爲？

　　顧準認爲人民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在大衆中間，實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爲此，對於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的確定，他直率地表示異議。相反，對致力於批判且不善感恩的「精神貴族」，他頗爲欣賞；而且建議多加培養，說是：「‘貴族’多如過江之鯽，他們天然就‘貴’不起來了。」

　　表面上看來，顧準之論頗進鼓譟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究其實，他的主張是以貴族消滅貴族，以權威消滅權威。在他這裏，權威不復是絕對的，而是更新的。一言以蔽之，可謂有「權威」而無「主義」。

　　啓蒙是長期的，由於思想是長在的。

　　所謂思想，首先應當交付給誰？

　　思想者歷來強調自我承擔。霍克海默與哈道諾在《否認的辯證法》中有一段話說：「咱們所疑慮的並不是遍及大地如同地獄通常的顯示圖景，而是沒有衝破這種現實的合適機會。在今天，若是還存在着咱們能夠把傳遞信息的責任交付給他人，那麼，咱們決不饋贈給那些‘大衆’，也不饋贈給我的（他已無力），而是饋贈給一個想象中的證人——只要他不會與我玉石俱焚。」所說「想象中的證人」，其實就是「我」本身。出乎自我，返乎自我，——思想是無援的。

　　思想者惟以孤獨顯示強大。

　　古人說「膽識」，膽是先導的。

　　因此，顧準說到盧梭時，首先讚揚的就不是智慧和靈感，而是勇氣。他重複說到勇氣問題；而勇氣，是直接與實踐相聯繫的。

　　思想者具備實踐的品格。能夠是社會實踐，也能夠是思想實踐，即思想返回思想者自身。只要思想着即是美麗的，即便是烏托邦思想。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詩到散文，顧準燃盡了本身的一輩子。對於他，人們處處頌揚那最後的奪目的輝光，此時，我寧願讚美初燃的純淨的藍焰。

 

　　七

　　人們經常稱引海德格爾的「返回精神家園」的話，做爲人文科學的本質的說明；顧準則經常稱引國人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的話，做爲我的精神求索的中心主題。

　　「返回」與「出走」，是形而上哲學家與形而下思想者的所有的不一樣。

　　顧準也是娜拉。

　　他必須直面「出走」之後的困境。可是，不管如何，他毫不會從新回到老地方，即便那裏有着庸人共享的幸福與安寧。

　　「出走」是一我的終生的事。

　　然而，顧準說：「娜拉出走了，問題沒有完結。」

 

1995年6月—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