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7、國企難破局—「裁縫神話」步鑫生

前面，回顧了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和意料以外的民營經濟的意外崛起。可是，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改革的主題就被放在開放前面，中央實際上是想改什麼呢？當意識到600億引資計劃沒法使實現的第一時間，中央就迅速改變了戰略，開始把重點放在數十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指望經過對他們的放權改造，激發出生產的積極性。

當時國有企業的景象，三我的補一個洞，冬天找陽字號，夏天找風字號的故事咱們都已經說過了，因爲」人人都是主人、可是人人卻不負責「。效率低下一直是困擾中國國有企業的難題。在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年代裏，安置在政府」襁褓「之中的國有企業並不用爲本身的生計擔心，全部的物資生產和分配都由國家來調控，產品價格由國家制定，國有企業只是計劃經濟體系下的一個車間，企業領導人則是名副其實的」車間主任「。你再大的一個廠長，若是想要修一個廁所，都須要上報到市裏的計劃委員會。你再大的一個廠長你要提拔一個科長或者副廠長你都要到組織部門去審批。廠長是沒有任何權利的。這樣的企業顯然沒法適應將來的競爭。但另外一方面，國有企業又支撐國家的經濟命脈，維繫着社會安定，並且人事關係極其複雜，改革的難度超乎想像。

爲了激活樹大根深的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成爲人們最早想到的」藥方「。1979年5月，國務院宣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進行擴大自主權的實驗。還有，後來的種種針對國有企業放權的相關文件相繼發佈，一場振興國有企業的慢慢征途開始了。1978年到1998年20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題叫「放權讓利」，」放權讓利「的高潮在哪裏呢？1990年，咱們國家宣佈給企業14項自主權的落實。從你的原材料，採購權，進出口權，人事任免權，其中還有一條叫作拒絕攤牌權，這樣啊，下放給國有企業不少的自主權。可是啊，回顧20年來看，國有企業並無在放權讓利的過程當中得到了生機。反而是在1998年以前是節節敗退，不斷的市場份額縮小，爲何呢？由於這一輪改革他試圖繞開經濟學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放權讓利的改革一直試圖把企業的產權懸置起來，搞全部權和經營權分離。因此形成了在至關長的一段時間裏面，國有企業領域出現了不少悲喜交加的企業家。最終他們都沒有把企業帶到一個輝煌的頂點。或者半途中成爲了一箇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悲劇式人物。今天和你們聊的這位先輩，是當年的浙江海燕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

1983年11月16日 全國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的位置轉發了一篇新華社的長篇通信《一個有首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報道成爲了一顆重磅炸彈，就這樣，這位叫步鑫生的服裝廠廠長，一晚上之間成爲了全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

此時的國營企業啊確實如同一灘死水。當時在國營企業裏，流行着這麼一句順口溜。黨是媽廠是家，沒錢找媽要，缺啥從家拿。

《華盛頓郵報》刊登的一片記者觀察中有這樣的描述，在國營企業裏，工人的身份是能夠世襲的，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的成員不敢管理，由於他們是領導階級，一方面職工沒有積極性，另外一方面企業又被捆綁得太死。

以前咱們說過，生產廠家是不能搞銷售的，不能搞經營的，就按照一年佈置了多少個計劃，生產了多少產品，賣給誰，賣到哪裏去，企業本身也不知道。先由商業部門來收購，再由商業部門組織進行統購統銷。因此工廠只管生產。商業部門只管銷售，那麼生產和銷售就頗有可能形成脫節。

漸漸地，國營企業的職工開始喪失信心，原本能在國營企業裏能捧穩一個鐵飯碗，是多少應屆畢業生和回城青年的夢想，如今他們忽然發現，飯碗雖然是鐵的，可是裏面倒是空的。

在海鹽縣裏，步鑫生是一個不太討上級喜歡的人，他從三年前當 上廠長後，就開始在廠裏按本身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扣工資，甚至還開除了兩我的。他在廠裏搞獎金制度，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提出「班組承包，超產有獎。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獎懲制度。這個如今看起來很日常，可是在當時國營企業裏面是第一次提出這樣的管理制度。然而就是這樣簡單的激勵措施，推行中也遇到了史無前例的阻力。有的工人不但不參加承包，不要超產獎，還泡起病假來。因而對於「泡病假」的，步鑫生天天只讓發四毛錢的生活費。那就有人跳出來了，說我這個工錢是國家給的，步鑫生說，工錢工錢，作工纔有錢，你不作工哪有錢啊？又有工人說，生病發工資是勞保，國家給的勞保。步鑫生又說，勞保勞保，勞動纔有保。你不勞動我拿什麼來保。這些作法讓一些老工人很是不滿意，時不時的老是有一些告狀信寫到縣裏和省裏，讓步鑫生日子很很差過。不過，因爲他管理抓得緊，工廠效益不錯，生產出的襯衫品種和花樣也比較多，因此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還很受歡迎。

事實上步鑫生只是作了不少別的國企廠長不敢作、不肯作、不想作的事情。可是這在當年確實須要英雄般的大勇氣。依靠鐵腕管理，步鑫生把海燕襯衫總廠，辦的紅紅火火，遠近聞名。因而，他更加雄心勃勃起來。他出差不作火車、作飛機。儘管這在當時這是廳局級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而他只是不能再小的股級幹部。他開定貨會，用出租車把客商直接從上海接到海鹽，公開送襯衫給他。他甚至別出心裁的跑去大上海作廣告。

步鑫生就很自豪的說，當時上海只有三塊廣告牌，一塊是日本三洋的廣告、一塊是中華牙膏的廣告，最後一塊就是他海鹽襯衫總廠雙燕牌襯衣的廣告。當時的這塊廣告牌見證了步鑫生的輝煌。

在一些新聞記者的幫助下，步鑫生很快發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順口溜」：分配原則是「日算月結，實超實獎，實欠實賠，獎優罰劣」，生產方針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創，人趕我轉」，管理思想是「生產上要緊，管理上要嚴」，經營思路是「靠牌子吃飯能傳代、靠關係吃飯要垮臺」、「誰砸個人牌子，我就砸誰的飯碗」。這些樸素而容易背誦的改革格言迅速傳遍全國，成爲許多企業掛在廠內的標語口號和企業精神。步鑫生的這些觀念對於無數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來講，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動的啓蒙課，往後，不少在那個時期創業的企業家都回憶說，正是步鑫生的這些話讓他們第一次接受了市場化商業文化的洗禮。

「步鑫生神話」漸漸生成，他成了一個管理專家、經營大師。從咱們如今來看啊，黨報系統在建國以來報道最多的先進人物，一個是雷鋒、一個是焦裕祿、還有一個就是步鑫生。有人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僅僅是84年3月份新華社播發的步鑫生相關報道就達27篇。總共3.4萬字。甚至連海鹽襯衫總廠召開一個全廠大會，均可以上當時的新聞聯播。這樣的待遇在當時可謂絕無僅有。

這個時候的步鑫生已是如日中天，他的心態也所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媒體鋪天蓋地、排山倒海的追捧，以至引發了人們對步鑫生的尊敬便成了崇拜。把他當作一個無所不能的超人。邀請他來作報告的人排成長隊。那作企業報告還能夠，可是文化部門又叫他去作文藝改革的報告，部隊又把他叫去作軍事改革的報告。好像只要加上改革二字，步鑫生就什麼事情均可以講了。這個時候步鑫生早已經不是當年的小裁縫了。面對鏡頭他是那樣的揮灑自如。沒過多久，步鑫生巡迴做報告和接待參觀者，變成了他的主要工做內容。分身乏術的狀況下，有關部門規定只有廳局級以上的參觀者，才能見到步鑫生本人。其餘人只能聽錄音報告。

咱們以前說到的鄉鎮企業家魯冠球都差點吃了步鑫生的閉門羹，當時魯冠球去拜訪步鑫生，參觀的人也確實不少，步鑫生呢也不認識魯冠球，說魯冠球？哪裏的？蕭山萬向節廠？不知道，不知道。讓他先去聽錄音吧。魯冠球也很謙虛，帶着一幫人就去聽錄音了。當時《浙江日報》的老記者周榮新老先生也在場，就和步鑫生說，老布啊，你搞毛啊？魯冠球也是改革名人啊，你是國營企業，他是鄉鎮企業，大家能夠互相交流的啊。這樣魯冠球才見到了步鑫生，兩人交談了15分鐘。15分鐘後，魯冠球他們走出來，又一撥人緊接着就擠進了步鑫生的辦公室。

當一個企業家被政治化的光環籠罩的時候，悲劇的影子就已經躡足而至了。

當時，步鑫生正在準備引進一條西裝生產線，沒有想到，這條西裝生產線竟成了他的滑鐵盧。步鑫生成爲先進人物以後，從海鹽縣政府到浙江省的政府都但願他能把企業規模作大一點，就但願他在產品上有創新。當時步鑫生準備上馬年產6萬套西裝的生產線，投資18萬美圓，生產線是從日本引進的。可是這個計劃報道上面，上面就說了。你步鑫生是什麼人啊？要辦你就要辦全國最大的。30萬套。過三年80萬套。這樣就把18萬元的投資追加到了80萬元。

屋漏偏逢連夜雨，到1987年先後，國內消費市場出現了週期性的蕭條景象。步鑫生的西裝流水線，尚未建成。市場上的西裝就已通過剩了。比如一隻船，原來在海上航行，結果潮水一腿，擱在沙灘上了，進退維谷。

步鑫生的企業出現虧損之後，他本身也很是的緊張，當地政府也沒有辦法幫助他，只好把他的西裝拿來給海鹽城裏面的每一個人都發一套。結果鎮上的「喝茶老爹、打漁翁和殺豬郎」都穿上了步氏西裝。到1987年11月，海鹽襯衫總廠負債1014.48萬元，虧損268.84萬元，而這個廠的資產總額僅1007.03萬元。資不抵債，實際上已經破產。1988年1月，浙江省一個調查組在職工中作民意測驗，96%的職工認爲步鑫生不能勝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廠長職務。

次日，88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刊登了一條消息。消息是粗暴專橫、諱疾忌醫，步鑫生被免職。此後，步鑫生一輩子潦倒。當步鑫生成功的時候，媒體對他的報道是排山倒海、鋪天蓋地。把他碰到天上去了，可是當他失敗的時候。不少媒體又是集體討伐，甚至乘人之危。就在步鑫生被免去廠長不久，《人民日報》又發表報道，《一人沉浮、千夫評說》。裏面兩句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免職後的步鑫生，如敝屣被棄。他出走浙江。很快，被人淡忘。後來1990年7月，曾去步鑫生的襯衫廠參觀過、以後與步鑫生很有交情的魯冠球得知步鑫生心力交瘁，舊病復發，正一人孤居北京，便派人北上，並寫去一張便條：「事已到此，病有醫治，事有人爲，老天會憐惜，沒必要多慮。望你有時間南行一趟。」9月，懷揣一疊醫院發票的步鑫生到蕭山，他對年幼十歲的魯冠球說：「我們是靠辦廠子吃飯的，離了這一點，真的一錢不值。」魯冠球后來講，這句話深深入在了他的潛意識中。此後兩年多，魯冠球按月給步鑫生寄去500元的生活費，直到他四處漂泊，失去音訊。

後來一位記者得知步鑫生在上海的一家服裝公司幫忙，就前去採訪。這位記者後來回憶說，當時的步鑫生這我的變得很是低調，和前幾年徹底不同了。他穿着中山裝還帶着袖套，拿出來的煙是6毛一包的鴻運煙。給我泡了一杯茶，本身拿了一個大口缸。我問了不少問題，他只說了一句話。要好好向上海工人老大哥學習。因此採訪作的很不順利。最後我只好問，過去你作了不少事情，如今媒體這樣討伐你，你真的很服氣嗎？這個時候步鑫生就激動起來了，我固然不服氣了。說這句話的時候手勢太大了，把本身面前的口缸都打翻了，裏面流出來的是白開水，連茶葉都沒有。

我在解讀《激盪三十年》前言裏說過的，《激盪》後來拍成了紀錄片。拍攝的時候，約請步鑫生事件的訪談人是周榮新周老師，就是以前講到的幫魯冠球見到步鑫生的《浙江日報》的老記者。吳曉波說：那天，周老師坐車來了，在棚內，他告訴我，是步鑫生送他來的，如今就坐在車裏，但他不肯意跟你們見面。其實，在過去的不少年裏，疾病纏身的步鑫生一直隱居在上海。「他的內心有很深的結，由於當年的擴張是政府催促搞的，出問題了，卻所有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給他留一點的後路和尊嚴，他以爲時代對本身不公，他不能原諒。」周榮新幽幽地說。

錄像結束後，吳曉波送周榮新到大樓電梯口，而後從高處目送他出去，走向一輛半舊的黑色轎車，有一個穿灰色衣服的老者下車接上他，而後緩緩駛遠，融入滾滾紅塵。

吳曉波忽然意識到，在這場催腐拉朽的大變革浪潮中，全部的當代中國人都被裹挾前行，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是受益者，並非每一份付出都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回報，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本身的「激盪三十年」，它百色雜陳，一言難盡。

在一年前，2015年6月6日，步鑫生因病在家鄉浙江省海鹽縣去世。步鑫生不是完人，有過過錯，摔過跤，但他從挫折這座通向真理的橋上走過，不是反覆代表着磊落的心跡嗎？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開了中國企業改革的帷幕，其形象已永遠被定格在新中國改革歷史的第一頁。

「裁縫神話」的光芒褪盡，凝成一枚雖不甘心卻終被淡忘的「改革化石」。回望三十年，不少是非已並不重要，今天咱們要向步鑫生致敬，這是他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