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做無大師

在上海舉行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研討會上，北京學者張清華一語驚四座——當代文學：有大做無大師？

　　「若是把改革開放之後三十年的文學和五四之後三十年的現代文學作下比較，咱們會發現現代文學有偉大的做家但幾乎沒有偉大的做品，而當代文學雖然幾乎沒有偉大的做家但卻出現了偉大的做品。」在4月11日上海市做協舉行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清華的發言在會上引發強烈反響。

　　

　　爭論：當代文學是否已產生經典？

　　新文學自誕生以來，迄今已走過了三個三十年。五四之後的三十年，是現代文學的三十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三十年，被認爲是「紅色文學」的三十年；1978年改革開放到如今是新時期文學的三十年。對第一個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所取得的成就，評論界和讀者已給予了充分確定。而對如何評價第三個三十年的中國文學，卻並未達成共識。整體而言，貶低的聲音更大一些。

　　研討會爭議焦點在於新時期文學是否已產生經典做品。「咱們對這一時期的文學評價低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試圖爲新時期文學正名。在他看來，新時期三十年，已經造成了一批經典做品，問題在於哪些做品可納入「經典」？「什麼人可以成爲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經典做家，每一個人都有本身的標準，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文化構成有利於文化多樣化的發展，卻也產生文學標準的模糊、多元。目前，很多做家還在不斷地推出新做，他們習慣性地在新做中尋找文學制高點，從而下降對舊做和他們所表明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年評價的標準。這也給‘經典’的界定帶來很大困難。」

　　北京張清華表達了和程光煒相似的觀點，「我老是擔憂，咱們對最近三十年文學的評價太低了。但當代的批評家不敢，也沒有勇氣說最近三十年，或者至少從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到新世紀初這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是漢語新文學誕生之後的最輝煌時代。」

　　對程光煒、張清華的觀點，有上海學者提出質疑。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反對將新時期文學經典化，「我以爲這三十年文學，尤爲是90年代以來的文學確實有不少進化，但也包含一些退化。」「同時做家的概念和文學的概念在不斷縮小，如今談文學就等於小說，做家就等於小說家。這個結果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逐漸變成一個和不少讀者、批評家、學者、知識分子比較隔膜的文學圈子，這個圈子的功能是不斷地恫嚇讀者。」

　　

　　交鋒：兩個文學時期孰優孰劣？

　　談論新時期文學離不開80年代和90年代兩個時期的分野，評論界對這兩個文學時期的做品孰優孰劣的爭論從未停息過。在張清華看來，新文學以來的任何一個年代都沒有出現90年代這麼多的重要文本，其顯著的標識在於如莫言《豐乳肥臀》這樣的做品，提供了一種成功的、最高級的文學經驗，在形式探索和創新上達到了至關的高度。

　　瀋陽師範大學教授賀紹俊談及當下文學批評的生態環境時，也對90年代的文學批評多有褒獎。在他看來，90年代的文學批評是對80年代創建起來的文學秩序的反動，它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開始造成一個具備多樣性、協調性、互文性、總體性等特色的良好的生態環境，使得文學批評逐步朝着自主的、自立的方向發展。相比較而言，80年代的文學批評多服膺於政治意識形態，文學環境比較單一。

　　與多數評論家迴避對兩個時期的文學作高下判斷不一樣，《文匯報》「筆會」主編、評論家劉緒源給80年代的文學以極高的評價。他說：儘管回頭看，80年代的文學政治性很強，在文學觀念上也沒有解放，不少做品比較幼稚，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這樣幼稚、動亂、高度政治化的狀況下，依然產生了一大批好做品。那是一個充滿生氣的文學創做時代。能夠絕不誇張地說，正是在這個時期，阿成、史鐵生、王安憶、路遙等做家寫出了頗有份量的做品。相比之下，90年代之後的文學在擺脫社會學束縛的同時，也遠離了現實，做家們在私人化寫做和形式的花樣翻新中越走越遠，文學品質也隨之降低。

　　同濟大學教授王鴻生、做家孫甘露則表示，要關注新時期以來被忽略的文學景象。王鴻生表達了與德國漢學家顧彬相似的觀點，他認爲全部對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考量，不能缺了詩歌這一重要的環節，「新時期漢語小說的成就，整體上低於漢語詩歌。惋惜咱們一直沒有很好地研讀其中的好做品，更談不上對這些做品作深刻研究」。

　　

　　共識：文學發展遭遇瓶頸

　　有評論家用「收穫多多，問題多多」來形容新時期文學的三十年，認爲，新時期文學在取得重要成就之餘，也存在很大不足。對此，張清華表示：鄉村經驗成就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做家，賈平凹、張煒、餘華、蘇童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即便在城市生活，也是以鄉村經驗進行寫做。而比他們年輕的那批做家，很多是寫城市的，卻老是以叛逆的姿態出現，不被歸入「精英文學」的範疇。張清華說：「咱們的民族是一個農業民族，底子或者核心經驗方式是農業社會的經驗。由此，不少做家在試圖完成這種經驗與書寫內容的現代轉換的時候，暴露出來的問題尤其明顯，而這正是危及當代文學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揚直言，制約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阻礙，是語言問題。「要是把最近三十年的文學變化放在百年文學的長廊中加以考察。咱們發現經典性的做家，大部分出如今第一個三十年，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緣由就在於，第一個三十年的文學創做，尚未普通話的規範，而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普通話的語言規範已經成爲定式。這使得除王朔等運用普通話遊刃有餘的少數做家外，多數做家在文學語言敘述上捉襟見肘。」

　　在浙江理工大學教授吳炫看來，新時期文學在看似多元選擇的背後，存在着一個如何提升原創品格的問題。「若是一個做家只選擇一種創做，但卻不創建本身對生活和小說的獨特理解，那麼這樣的做品再多，也不會產生真正的好文學。」

　　郜元寶則用「總體未必破碎，個體未必發展」來描述新時期三十年文學發展的概況。他說：這些年來中國做家的「發展」或「進化」並不是徹底朝着真正豐富而獨特的個性的方向發展。咱們的做家在生活中愈來愈世故，愈來愈智慧，但不多轉化爲文學的世故和智慧。而咱們的文學發展很快，但文學體制，思惟方式，躲在各類新話語背後的習慣，仍然是舊的，不只沒破碎，還在迅速修復，凝固。

　　研討會以前還舉行了「中環盃」《上海文學》中篇小說獎頒獎儀式。獲獎做品已結集成《指甲花開》的做品集，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